风云录 巴郡古港二千年

重庆古港的开创，与重庆古城（旧称江州、渝州）之修筑一样，至少有2300年以上的历史了。

公元前314年，秦相张仪灭巴国、设巴郡后，在两江交汇处的郡治江州筑城，利用巴蜀大地富饶的资源与长江上游居高临下的优势，筹建吞并六国的后方基地。

不久，他受命出使楚国，语带威胁地对楚王说：秦国占有了巴蜀，正修造大船、蓄积军粮，每船可载50名兵卒与三月之粮，至郢（楚国都城）虽有三千余里之远，但顺江而下，一日行三百余里，不费汗马之劳，不用十天就打到贵国腹心之地，黔中、巫郡这些地盘非君王你所有了！（原文见《战国策·楚策》）。

这一段话，至少可以证明当时以江州为中心的巴蜀水上运输已有相当规模，造船业工艺也比较发达。

果然，三十余年后，即公元前280年，秦国水师主力就是在江州港誓师出发，东下攻打楚国的。西南最早的地方史书《华阳国志》有记载：“（秦将）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船舶万艘，米六百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

560年后的公元280年，正值三国末期，以江州港为主要基地的西晋水师，又一次沿江东下，大举伐吴。西晋主将王濬督造的主力战舰“楼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那时候不仅造大战船的工艺了得，船工驾驶技术之高超也令人惊讶，因川江航道尤其是三峡段，仍属自然状态，滩险流急，礁石遍布，要让体型壮硕、载重量大的“楼船”顺利出川，殊非易事。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名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吟咏的就是这段史事。

刘禹锡的老前辈王维曾乘船路过渝州，他在《晓行巴峡》一诗中写道：“水国舟中市，山桥树杪行。登高万井出，眺回二流月。”描绘的就是渝州港三面环水，船来船往十分繁忙；渝州城内庭院林立，与两江汇流的壮美景色相映成趣。可见在王维生活的唐朝中前期，渝州已是一座繁华的港城了。

唐宋之间，渝州港日益成为物产丰富的四川商品外销的重要中转集散港了。其主要转口货物包括粮食及其制品、纺织品、茶叶、纸张及其制品、柑橘、蔗糖、药材和井盐等。比如南宋时，四川是全国茶叶主产区，茶叶不仅东运出川，还运销西北进行“茶马贸易”，是南宋军队战马的主要来源。宋代档案史料集《宋会要·兵》中记载，“商贩溯嘉陵而上，马纲顺流而下”，可见川茶及西北马匹，都是经过渝州港转运各地的。

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委派凤阳老乡曹震入川整治交通。他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凿石削崖，令深广以通漕运”，开辟号称有“一百九十滩”之多的永宁河航道，沟通云贵川三省水上交通，大大扩展了重庆港的辐射范围。经过明初大力度的河道整治，重庆港成为连接眉州、泸州、叙州、成都等州府70个水驿的水上交通中心。自此，重庆港西达云贵，东至湖广、皖、苏，船舶进出自如，为清代川江航运及重庆港转口集散贸易的跳跃式大发展，奠定了厚实基础。

经过康雍乾盛世百余年间的持续增长，进入19世纪，以重庆为进出口中转枢纽的川江航运贸易，可以说极为兴旺。姑且举当时主宰航运的“船帮”数据为例：

嘉庆年间，重庆的运货木船已形成了大河、小河及下河共20余帮。大河即航行于重庆以上长江、岷江、沱江的船帮，有嘉定、叙府、綦江等9帮，小河即专航嘉陵江、涪江、渠江水运的船帮，有三峡合州、遂宁等6帮，下河则为运送重庆以下至两湖地区的船帮，有长涪、宜昌、宝庆等10帮。

据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一次不完全统计，仅下河各帮就有船748只，大小下三河各帮常年在渝船只约2000余只，“沿江上下数千里无业者募充水手，大艘四五十人，小亦不下二三十人”，总数当在4万人左右。而重庆港常年货运进出量，粗略估计应在20万~30万吨左右。另有学者估算，到19世纪末，四川省通过重庆出口内地的货物总值，每年超过白银3000万两。

在近代化轮船驶入川江航道之前，上下水木帆船全凭风力和人力，能实现如此数额的港口年吞吐量及货运总值，堪称相当可观了。

本版文章均为本报记者谭洪安采写。部分内容曾参考隗瀛涛主编、何一民等撰《近代重庆城市史》及龙生、尹先杰主编《重庆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