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试点城市“缓批”或因待遇“升级”
本报实习记者 裴昱 北京报道
上报已逾半年，相应政策也已开始尝试，但“批复”却迟迟未到。去年确定的7个内贸流通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有望迎来更高规格“待遇”——由中央深改组审批。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从知情人处获悉，此次“审批”因高层关注而延时。此外，内贸流通体制改革方案初稿已经形成，有望在年底前出台，且部分内容显示，试点范围有望进一步扩大。
知情人透露，初稿“尺度”较大，这源于相关部门、人士对内贸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难啃”拥有普遍共识。据悉，初稿再提“大市场”理念，且着重强调法治建设、简化审批、信息技术，部分措辞颇为罕见。
去年年底，内贸流通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上报国务院，确定上海、厦门、南京、青岛、广州、成都、湖北黄石七个城市为试点城市。
多头管理仍是改革大难题
责权划分不够清晰，各部门间协调配合工作开展不到位，成为流通行业效率低、成本高的重要原因。
记者获悉，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试点城市目前正在等待审批中，内贸流通体制改革方案初稿已形成，将会进一步加快推进内贸体制改革，不排除试点城市将要扩大的可能性。改革将从政府管理体制、流通企业体制改革、立法体制、竞争体制等方面进行。
内贸流通体制改革工作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总体部署，商务部牵头，会同发改、工商、交通运输、质检等有关部门共同推进。
“我国流通产业仍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网络布局不合理，城乡发展不均衡，集中度偏低，信息化、标准化、国际化程度不高，效率低、成本高问题日益突出。”谈及我国内贸流通产业现存问题时，商务部研究院消费与流通研究所博士王水平总结。
他表示，我国内贸流通领域长期处于多部门交叉管理的状态，中央与地方责权划分不够清晰，缺乏权力清单，各部门间协调配合工作开展不到位，成为流通行业效率低、成本高的重要原因。
专家称，内贸流通改革三十年来，易改的基本都改了，剩下的都是些“难啃的硬骨头”。近年流通领域下了很多文件，但效果并非十分理想，正是因为相互分割、重复交叉的管理体制，利益格局的改变始终是宏观经济改革的难点所在。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与流通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丽芬表示，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内贸流通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增强政府应急保障能力，建立责权统一、协调高效的管理体制。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责权，完善部门分工协作模式。商务部作为流通体制改革的牵头单位，将进一步加强与发改、财政、国土资源、交通运输、工商、质检、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间的沟通合作。
与此同时，内贸流通领域的法律法规仍有待健全。记者获悉，《商品流通法》已进入征求意见阶段，《商品流通法》是流通领域的基本法，将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行业准入等方面的立法。
王水平认为，综合执法是贯彻执行法律法规，提升监管能力的一个方向。目前，地方商务执法力量较弱，手段较少，与工商、质检、交通等执法系统缺乏合作，导致商务执法效果不佳。他建议，要推进商务、工商、质检、交通运输四位一体的综合执法，在各级政府之间建立信息平台，构建跨部门、跨区域的综合执法体系，并加强执法和司法的有效衔接。
推动协会“掌舵”市场？
部分行业服务和管理职能交由行业组织承担，例如行业调查研究、行业统计、标准制定等，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建立与行业组织的新型合作关系。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中介组织的作用也是内贸流通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流通行业组织管理模式正在积极推进，陈丽芬告诉记者，“在行业组织和行政部门脱钩的大背景下，他们调研了北京和天津的流通行业组织。目前，北京和天津的流通行业组织正在积极落实行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主要包括行业组织与行政部门脱钩、清退在商协会兼职的行政和国企领导干部、改革登记管理制度、建设综合监管体系等。”
行业组织存在的根本目的是降低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其基本功能主要围绕“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准则进行，主要包括代表功能、协调功能、服务功能、监管功能等。
王水平表示，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要推进行业组织与行政部门脱钩，将部分行业服务和管理职能交由行业组织承担，例如行业调查研究、行业统计、标准制定等，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建立与行业组织的新型合作关系。
“随着流通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行业组织发展在人才、资金等方面仍面临一些问题。”王水平在针对流通行业组织调研后告诉记者，在北京40家内贸行业协会中，大多数协会工作人员少于10人，天津38家内贸行业协会专职工作人员共有300人，平均每个协会仅7~8人。北京和天津行业协会的人均收入在1000~3000元之间，且没有编制、职称，人才匮乏、后劲不足大大制约了行业组织的发展。
资金来源上，行业协会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会费，约占总收入的50%，而由于行业协会规模较小导致会费收入有限，天津30%的行业协会收入在10万元以下，很难维持协会健康高效运转。北京也有个别协会因资金短缺而连续几年不组织活动、不进行年检，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王水平认为，应进一步加强行业组织的改革和发展，对发展较好的行业组织，提供人才、资金等政策支持。此外，为了改善之前政府购买服务程序不公开、经费较少，导致行业协会参与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尽快明确政府与行业组织的职能划分，加快政府简政放权步伐，制定政府管理范围和购买服务清单，实施程序公开，将部分统计、标准、科研、认证、评估等项目交给行业组织，建立政府与行业组织之间的合作机制。
强调技术 试点
在投融资方面，积极探索PPP合作模式，成立行业发展基金，改善投融资环境。
“流通领域完全市场化也是行不通的。”王水平认为，在遇到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时，商品价格波动、应急保障能力和政府调控能力显得至关重要。
他建议，增加公益性流通设施建设，用政策手段发挥现有流通设施的公益性功能。建立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相结合的商品储备体系，增强政府应急保障能力。在投融资方面，积极探索PPP合作模式，成立行业发展基金，改善投融资环境。
“针对食品、药品、农产品等特殊物品，可利用互联网技术完善商品追溯体系建设。建立来源可追、去处可查的信息系统，实现商品的全程追溯。”陈丽芬补充道。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与流通研究所博士王水平告诉记者，试点城市的选取上是经过多方调研和讨论最终决定的。七个城市中有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地级市，位置上涉及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各城市经济体量和流通发展基础不同，有利于试点有区别有代表性的开展工作。
据透露，七个试点城市各有侧重，上海将以自贸区为依托推动内外贸易一体化发展；青岛重在加强流通领域立法；成都侧重城乡统筹发展；而广州以行业组织创新和发展为突破推进内贸流通体制改革。
本报记者获悉，去年年底上报试点方案后，仍在等待中央深改组的审批。但内贸流通体制改革工作并未就此搁置，近日，商务部关于内贸流通体制改革方案的初稿已完成，期间会同发改、财政、工商、交通运输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和有关专家进行讨论，有望在年内出台。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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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