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求生与后方献金

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记者 张萌

战争时经济动荡不安，民众在危机中生活。沦陷区与大后方同样遭受经济危机的困扰。上海成为“孤岛”，在夹缝中生存，民众“被驱不异犬与鸡”；而在后方的四川人民虽然没有遭受炮火侵扰，但依然选择毁家纾难。

本期长江商报将选取这两个地方，走进当时民众的生活，在日常中，一窥当年抗日战争的艰辛与壮举。

上海：四方战火中的“孤岛”

1932年日军突然挑起事端，向上海进攻，一二八事变爆发。鲁迅此时正在上海，他在日记中记到，“遇战事，终日在炮火声中。”

鲁迅作日记习惯日复一日，经年不断，但在日军入侵上海时，竟有连续五天“失记”。他无法平静下来，在日记本上抹去了这几天的苦闷。据许广平回忆，“我们则呆蹲在楼上的斗室中，照顾孩子不哭不闹地度日如年。而耳边的枪炮声街头沙袋的守卫踱步声，以及随时有巷战可能的、紧张的、默默无闻的，然而又相互领会其情的，却有不便深问的情绪杂然纠缠在一起的难以名状的味道，却真是不好过极了。”

“一二八事变”过后五年，淞沪会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1937年10月31日，八百壮士奉命撤出四行仓库，淞沪会战结束。日军攻打上海三个月后，占领了上海全境，上海成了战火中的一个“孤岛”。在这沦陷的“孤岛”上，还有成千上万的民众，在日军炮火的封锁中生存。上海名医陈存仁便在“孤岛”上度过了八年，他把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事情，写成《抗战时代生活史》一书。本期长江商报对“孤岛”生存的回顾，将借助他的眼光，重新回到战时的孤岛，回顾在战火中的经济生活。

空屋皆满，租房紧张

日军对上海、南京等地，觊觎已经有十多年。他们处心积虑地派出间谍及各行各业的秘密组织，明察暗访，认为自己控制京沪一带已不是问题，并且公然宣称：“上海一天之内就可以解决，三天可以打到南京。”

淞沪会战刚刚打响，战区内的居民为了躲避炮火，寻得一时安宁，纷纷逃往上海的租界地区。这时上海租界的人口，猛然增加到了350万人以上。随着战事的扩大，不仅仅是上海郊区的人，连苏州、无锡、镇江、南京的人也都避难上海，上海租界内的人口直线上升。为了保持租界内市民的安全，都分地段堆起了沙包，架上了铁丝网。

据陈存仁回忆，在抗战爆发之前，上海空屋较多，“上海公共租界商业中区一座楼房，房租不过五十银元。南京路上，有一大排哈同洋行的新屋建成，无人问津，空置了二三年之久。”就连连续拖欠租金几年，业主也不会赶走租客，并再三嘱咐租金可以缓交付，但切不可结束业务。陈存仁说：“可见那时节，空屋有人来租，业主是很迁就的。”

“八一三”事件爆发不过三天，“整条慈安里，住得满坑满谷”，有空屋200多间的水利坊，空置2年，战事爆发后，20天内全部租出去。

后来人口越来越多，凡是有余屋可租的，都租出去，包租的人大发其财，所以后来有一出滑稽戏叫《七十二家房客》，就是形容当时房屋之紧俏，与住客的急迫情形。

跑单小贩，维持物价

陈存仁回顾难民的生活时说到：“中国人有一种蚂蚁经营的精神，即使是难民，也会挣扎图存。” 在租界内老百姓一致拥护抗战，汉奸不敢在租界里抛头露面。陈存仁回忆：“新闸路上有一个为日军做翻译官的汉奸就被认出后，活活打死。”

留在难民收容所的难民，为了生存会经营些小本生意。利益最厚的是“跑单帮”，他们通常个人行动，会冒着战火到四边的乡下搜罗租界内所缺乏的粮食和手工物品，卖掉之后，在租界上再购买些五金杂洋，到乡下贩卖。陈存仁回忆到。

后来战事吃紧，除了米价和五洋杂货略涨之外，其余没有什么大的波动。上海的主要粮食及副食品，始终能够正常供应。按照陈存仁的看法，“这主要归功于许多跑单的小商人。虽然他们都发财，可是对一般市民来说是有功的。”

大米紧缺，家家囤货

当时租界最感缺乏的是米，本来上海的米主要靠常熟、太仓等地运来。人口暴增，又因四周战火袭扰，所以还得依靠泰国的“洋暹米”来补充。上海租界成为“孤岛”，人们担心粮食补给中断，陈存仁在回忆中写到：“而常熟、太仓的米不能储藏太久，只有暹罗米，经过机器焙干，可以长久存放。”

日常的生活用品，如柴油、肥皂、火柴、香烟、灯泡等，也是依靠外来输入，孤岛上的居民感到，“战事又遥遥无期”，因此迫于窘境，又“纷纷囤积货物。”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囤货，涨得最快的，一种是奶粉，一种是洋铁皮。

至于物价，在陈存仁的记忆中，抗战初期并没有暴涨。“战事开展很久，法币的价值竟然没有动摇，外国银行的钞票并不通用。大家对法币一点也没有怀疑。”

在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成功推行了法币政策，把全国所有的银元收归国库，统一发行法币。取代民间以银元为单位的货币交易，使得法币的地位可以受到中央银行的管控，不轻易动摇。但是在抗战后期时，“孤岛”上因日军的阻挠，法币失去了之前的地位，通货膨胀严重，几乎天天贬值。

四川：爱国抗战，人民捐金买飞机

日军战火烧到了华中腹地，据统计，抗战时期有1000多万军民辗转迁川。抗战消耗巨大的财力物力，国民政府财政疲敝，八年间，民众对抗战的支持从未中断。

四川民众在1937年9月第一次就认购救国公债1900多万，此后又陆续认购“建设”“军需”“兴业”“同盟胜利”等各种国债数十种，每次都在1亿元以上。而“建设”公债与“兴业”公债，前后各1亿，仅隔3个月。

1944年3月冯玉祥到四川合江演讲，倡议国民“节约献金”。当地的木业公会当即献金61万，并承诺每月献金1万，直到抗战结束。合江十四陆军医院的伤兵节省粮食，献出450斤大米，救济院的孤老们捐献1000元。到4月1日晚，合江县就献金1250万元。

在自贡，收入微薄的盐工们，早在1942年的献金运动中，就献金达1100万元，此后更是每年增加。据统计，自贡献金1.3亿，金戒指800只，金手镯10只，布鞋1万双。并且自愿按月献金及按年捐献黄谷直到抗战胜利，先后共计现金318.7万元、黄谷2214石，是全国各地献金的最好记录。当时自贡的人口总数为22万，人均献金超过500元。国民政府用自贡捐献的钱财，购买了两架飞机，其中一架被命名为“盐工”号。

在江津白沙镇，献金大会上当地商会首先就拿出60万元。此时在场的一万多名学生，齐刷刷跪下，放声哀求：“叔叔伯伯，救救我们！救救国家！”全场放声齐哭，在场只要有人手带金戒指、金手镯的都全部脱下，捐给抗战之用。会场上的冯玉祥十分激动，当晚就写下了一首著名的《丘八诗》：“青年跪地哭，请君快救助。献金救国家，不做亡国奴……财富千千万，敌来化浮云……不为寒与饥，雪耻最为主！”

忍饥挨饿，加班生产军用物资

四川各地在抗战中成为大后方财源和物资的生产基地，重庆、成都等地更是成为支撑抗战的军火供应基地。工人们忍饥挨饿，日夜加工，拼命工作。1938年至1945年，工人们就生产出枪弹85414万发，步枪293364支，轻机关枪11733挺。

迁往四川的民营企业，大多隐蔽在山岩隧洞之中，每当夜幕降临，沿岸依然灯火通明，妇女们加班为前方将士缝制衣物，男人们操作机器，制造化工日用物资。川江上运输工人甚至赤身裸体，搬运军粮，运输物资。

为此情景，《新华日报》刊登了1330名水手给国民参政会致信，“在敌人的飞机轰炸下工作，如果我们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而苟延残喘，实在不如说是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