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治房 灰色打更人

1926年12月31日，鲁迅给他的出版人李小峰写信，末尾提到这么几句：

睡了一觉醒来，听到柝声，已经是五更了。这是学校的新政，上月添设，更夫也不止一人。我听着，才知道各人的打法是不同的，声调最分明地可以区别的有两种——

托，托，托，托托！

托，托，托托！托。

打更的声调也有派别，这是我先前所不知道的，并以奉告，当作一件新闻。

写这封信的时候，鲁迅正在厦门大学教书，学校里刚刚雇了几个打更人，每天晚上轮班巡逻，一边巡逻，一边很有节奏地用右手攥着的短棒敲击左手横托的梆子，以此向睡梦中的师生通报时间。

打更是一种古老的行当，在现代世俗生活中消失已久，不过我有幸在寺庙里见识过。

2011年冬天，我去豫北大伾山太平兴国寺小住，每晚八点，也就是僧侣们上床睡觉的时候，大雄宝殿那边会传出一阵橐、橐、橐的脚步声，紧接着就是托、托、托的梆子声，说明值日打更的执事僧人开始工作了。他走一步敲一下，从大雄宝殿一路向南到弥勒殿，再从西南角的偏殿转过来，辗转敲到藏经阁，梆子声也如此这般绕寺一周，之后万籁俱寂。

晚上十点钟左右，脚步声和梆子声再次响起，这回梆子的节奏不再是托、托、托、托了，而是托托、托托、托托、托托，连敲两下为一个音节，表示已经是二更天。到了十二点，梆子声又改成了托托托、托托托、托托托，连敲三下为一个音节，表示到了三更天。前文鲁迅书信记的梆子声是连续五下，正是五更时分，只不过厦门大学的打更人不太专业，敲击的节奏不均匀，结果就成了“托，托，托，托托”、“ 托，托，托托！托”。

最近这几年，我隔三差五会去寺庙里住住，前年去了福建莆田广化寺，去年去了河南嵩山法王寺，到了夜间，这些寺庙都有人打更。为啥要打更呢？两个目的：一是报时，提醒僧众早睡早起；二是消防，防止香烛燃着大殿。寺庙建筑以木构居多，四处又挂满经幡布幔，是很容易失火的，晚上有一个打更人按时出来巡察巡察，可以防患于未然。而世俗生活中就不需要打更了，因为我们有智能钟表报时，有小区保安巡夜，而且大多数人喜欢晚睡晚起，不想被梆子声打乱生物钟。

早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钟表尚未普及，绝大多数居民社区里也没有规范的物业管理，所以北京、天津、成都、开封、西安、兰州等内陆城市，打更人依然必不可少，差不多每条街道都要雇几个更夫巡夜。他们有些是政府雇的，有些是店铺和街坊们自己出钱雇的，工钱普遍都很低。

以成都为例：家庭保姆月薪500文到800文，奶妈月薪2000文到3000文，门房（又叫“看门头”，类似传达室的老头）月薪800文到1000文，而打更人每月却只有500文工钱。保姆、奶妈、门房统统都是管吃管住，薪水之外还有节令打赏，打更人则一般住在街口或者胡同口的“堆子”（供片儿警和更夫守夜时居住的简易房）里，吃饭还要自己掏钱买。

北京打更人的工资就更低了。“五四运动”那年，北京西城八道湾胡同的更夫每月只有“京钱一千八百文”，乍一听比保姆和门房工资高，实则不然：成都保姆月薪500文到800文，门房月薪800文到1000文，那是制钱，一文能顶一文用；而北京更夫领的是“京钱”，那是一种虚拟的廉价货币，1800文京钱只相当于90枚“当十铜钱”（面值10文，俗称大子儿），而90枚“当十铜钱”拿到钱铺里，只能兑换到270文制钱！

工钱这么低，非但不够养家糊口，养活自己都困难，打更人靠什么生活呢？答案是靠贪污。当时北京缺少电灯，打更守夜需要点蜡烛或者煤油灯，这些燃料由居民提供，平均一晚上要供应五根洋蜡，才能保证更夫的小屋长夜通明。OK，更夫的“生财之道”有了：上头派人来检查的时候，他让灯亮着，等人一走，赶紧吹灭，这样一晚上用一根蜡烛就够了，省下来的蜡烛可以卖掉，或者拿到散酒店里换酒喝。

按照1920年春天北京城的物价，一根洋蜡能卖制钱7文，每天卖4根，一个月就是840文，这笔“灰色收入”可比他的工钱高多了。

作者为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