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
“留遗嘱，就是想到孩子们会争
结果到公证处来，大家还是争”
陈凯（北京市中凯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华遗嘱库管理委员会主任）：即使当事人立了遗嘱，公证处也需要把其他人叫到场，才能办继承权公证，比如我立遗嘱把财产给大儿子，他拿着遗嘱去办继承权公证，公证处会说你得把兄弟姐妹叫过来，他们都同意我才给你办，他们不同意，你们就上法院。本来遗嘱是为了防范纠纷的，父亲之所以留遗嘱，可能就是想到了孩子们会争，结果到公证处来，大家还是争，有什么意义？遗嘱就变成只解决归属问题，不解决执行问题了。
这个问题，目前的制度没法解决。我认为只能是房管局对接专业机构——公证处、律师事务所、遗嘱库。只要遗嘱是合法的，继承人应该拿着遗嘱到房管局直接过户；或者是到公证处，只要查明没有站不住脚的理由，就应该确认。房管局认可后发一个公告或通知，如果其他人有异议，就去法院诉讼，如果没有异议，公告期到了就过户，这样比较合理。
“很多公证处都在往外推遗嘱业务，风险太大”
王士刚（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主任）：生前立遗嘱原则上说好一点，我们国家规定，口头、录音、代书、自书、公证——五种遗嘱形式都有效，从效力上来说，只有公证遗嘱可以压过前四种，但前四种没有谁可以压过谁。
遗嘱会出的问题是你拿来一份代书遗嘱也好，律师见证的遗嘱也好，我怎么来确认这份遗嘱是最后一个。所以我们主张大家都办公证遗嘱，因为公证遗嘱有统一的公证遗嘱库，现在有一百多万条信息，如果全国的遗嘱在里面，我们办公证的时候就不用考虑这份遗嘱是不是最后一份，如果有更晚的，很快能查到，而其他遗嘱在效力上都不如公证遗嘱。否则，我们就需要做一个遗嘱检认，看哪个遗嘱有效。
在各种公证里，遗嘱是最容易出问题，因为遗嘱要剥夺他人的继承权，被剥夺者会找公证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哪怕是笔录里错一个字，都要质疑，来推翻这个遗嘱。为什么遗嘱保管的业务现在很火？因为有很多公证处都在往外推遗嘱（业务），风险太大。我们想了很多办法让公证员做遗嘱，比如我们处里如果今年没做遗嘱，就不能评先进个人。
有些老人自己在家里写的遗嘱，我们都要考虑是不是子女强迫的。有老人到我们这儿把遗嘱立了撤，撤了立，折腾了四五次。其实就是他跟哪个孩子住，就立个遗嘱给谁——老人要通过这种方式来保障自己的晚年生活。
我认为，建立一个法定的遗嘱登记制度是最好的方法。德国规定所有的遗嘱都要交地区法院保管登记，公证遗嘱和当事人自己写的遗嘱都要交过去，交过去的遗嘱才是有效的。而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制度，就必须进行遗嘱检认。
争辩
陈凯：当事人自负其责 不需要强制公证
陈凯：我认为房管局应该调整自己的制度，老百姓在遗嘱方面现在90%都是房子的问题，能解决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绝大部分问题。现实当中，房管局的顾虑是，我是一个登记部门，不是法律部门，我认定不了遗嘱是否违法，有没有效；所以房管局推给公证处或者法院。公证处也推，你们没有争议我给你盖章，你有争议去法院，都是不愿意担责任。
所以完全可以让当事人自负其责，比如你要过户房产，只要符合要求，签一个承诺函，我就给你过户；如果你欺诈或者侵犯了别人的权利，我可以废除之前的手续或者押着不动，等你们打完官司再按法院判的修改，房管局为什么要把责任都大包大揽到自己身上呢？没有必要，万一以后有问题就作废。
现在最大的问题，老百姓的切肤之痛，是你凭什么强制我去公证？我不否认公证是一个解决方案，但它不能变成强制的解决方案，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难和贵的问题。强制要求当事人必须接受某种盈利性服务，才能实现自身合法权利的制度，是一种荒谬的制度。我认为，公证应当是自愿的，登记部门可以对接各类专业性主体，法院建立继承权诉讼的特别程序，综合来解决。
王士刚：行政机关更“难” 专业机构更“贵”
王士刚：“自负其责”的做法我觉得不可行，因为我们国家没有禁反言制度。禁反言制度在西方是很严格的，说了不做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比如你在银行借款，找一个担保人，银行会要求担保人来做公证，要求你有抵押。但我们现在没有这方面的制度保障，当事人自己说了什么话，是没有用的。
公证制度设立的目的是减少社会司法成本的支出，使社会运行得更加安全。如果打碎现有的方式，建立新的“方便”方式，我们就需要考虑建立这种新方式的后果和成本。
如果遗产继承不需要公证，直接由行政机关来办，能解决“难”的问题吗？我个人认为，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公证毕竟是要靠业务生活，公证员都希望办得越快越好，尽快解决了你的问题，挣到公证费，这是公证生存的经济基础；而行政机关没有这种压力，他要办成这件事的动力更小，而且同样担心风险，所以这解决不了继承难的问题。
另外，《物权法》赋予登记机关的是“形式审查权”，而非“实质审查权”，如果想要登记机关来做审查，就得修改《物权法》，获得上位法的支撑；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增加公务员的名额。这样做只是当事人不花钱了，但利用国家税款来满足一部分人的利益是不是合理呢？遗嘱是有资产的人在处理自己的资产，自己的事情为什么不自己花钱呢？
至于引入新的专业机构，比如律师，我觉得可以，但他的收费肯定会比公证要贵。陈律师的中华遗嘱库能为当事人节省3500元的律师见证费，这应该就是律师见证遗嘱的收费了，而我们现在做一份遗嘱公证是400元。如果今后律师介入进来，和公证起一样的作用，公证的收费律师肯定不会接受。
所以，由非行政机关的专业队伍介入进来，同样要解决生存的问题。公证是一个大的行业，不仅有继承公证，还有很多的业务融合在一起来支撑公证机构的生存。拿我们处来说，一年做近六百个遗嘱，继承公证近两千件，而我们一年的办证总量是十九万件，遗产继承这块的业务量是很小一部分，所以新的专业机构仅靠继承业务根本不可能生存。记者 张棻 魏婧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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