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商的三种基因

从流放罪人的化外之地，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再到酝酿风暴的革命策源地，至如今改革开放的窗口……广州无疑是个“生猛鲜活”的城市。

身在其中的粤商，所具有的鲜明南越区域风格和浓郁的岭南文化特色，即使放在“10+1”的中国各大商帮中来看，也显得很是特殊。

以商立市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至于粤道难不难，诗人们还不清楚，因为实在是太远了。岭南地处偏远，加上位于亚热带，温湿多雨，直到明代仍被视为蛮烟瘴疠密布，毒虫猛兽丛生的危险地带。

远，不见得是坏事。这里不像北京的四九皇城，因政治立城，也不像武汉的三镇把守，为军事而设，广州从建立伊始就是个商业城市。粤人早在西汉就开始从商，广州是当时南方贸易的集散地;在唐代，粤商冒险犯难，前往南洋、澳洲等地贸易，广州是最大的外贸港口。至宋时，广州己是“力一国衣冠，络绎不绝”的世界著名外贸港口。到了明清两代，广州作为唯一的政府特许对外贸易基地，十三行成为清代粤商的主体核心，开启了中国人了解世界、学习西方的历史大门。

如此幸好，虽然离四平八稳的中原文化远了，但离“外面的世界”却很近。

也正因为这样的地域基因，粤商挟裹着其敢开风气之先、独立自主、强悍“很拼”的精气神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

敢为天下先

“到公司去白相”，曾是一句难以抗拒的时髦咒语。

“先施”“永安”“大新”“新新”，这四幢古老的欧式风格建筑，迄今还静静立在上海的南京路上。四大百货公司曾一度改变了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商业运作模式。

四大百货公司的创办人马应彪、郭乐郭泉兄弟、蔡昌、李敏周都是中山人，人生道路也是惊人的相似，都是在国外积累资本后，引入外国的经营模式，回国来创办百货公司。

马应彪被尊为“中国百货公司之父”，开创了多个第一：不议价、开发票、可退换、员工周末轮流休息、雇用女售货员等。郭氏的永安百货也极具特色，发行礼券、邀请明星表演、办企业杂志引导消费。精明的粤商之眼界开放，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可见一斑。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卢泰宏说：“粤商有三种基因，第一种基因来自十三行，长于经营外贸，这样容易形成外向型经济。第二种来源于潮汕帮。他们没有借助祖宗遗留的遗产，但善于应用社会关系，从零开始打天下。第三种就是乐于尝试新鲜事物传统。”

千年持久而有效的商业发展融入粤商的骨血，赋予了他们重利务实的传统，开放进取的价值取向，看重行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一句敢为天下先，令粤商饱尝了开拓的艰辛，也享受了成功的喜悦。

这种社会风气的成功所形成的价值观，也渗透在市民生活中的每个环节。粤人不耻言利，普遍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讲求平等，全民皆商。这恰恰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谋而合，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滚滚浪潮。

巧妙处理政商关系

在中国，一流的企业家一定要懂得政治。大企业有大企业的阳关道，小企业有小企业的独木桥企业和政治的关系远近亲疏，实在是一门要命的学问。

地处偏僻，自古天高皇帝远，粤商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心理习惯——“广州距离中央政权既然有这样远的路程，中央政府即便想要多管广州，在事实上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样，习惯了中央政府这种态度的广州人，当然也早就学会了‘看一只眼不看另一只眼’，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自行其事，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学者易中天曾这样比喻。

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初，粤商仍保持着这种夹缝中求生存的乐观主义精神。“看见红灯绕着走，见到绿灯赶快走，没有灯摸着走。”这个“红绿灯理论”很好地解释了粤商的发展。

易中天对此也有更明确的表达：“‘广东经验’就是对于中央的政策，一定要用够、用足、用好、用活。具体说来，就是只要没有明确规定不许做的，都可以做，或理解为可以做。所以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提倡改革，允许实验，允许失败，中央对于许多地方许多省份，其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广东人看到的是那只‘闭着的眼’，福建人看到的是那只‘睁着的’，上海人琢磨下一回‘哪只眼睁哪只眼闭’，北京人则在议论‘应该睁哪只眼闭哪只眼’。结果广东上去了，福建滞后了，上海在徘徊，北京则在不停地说话。”

乐于用好中央给的政策，擅长打擦边球，但粤商普遍沉浸在手上的商业事业中，对政治没有很大的兴趣。“与其与人勾心斗角搞政治，不如一门心思赚钱来得实在、踏实。”一名顺德籍粤商说。

游走在高压线的边缘，却不关心政治，使得这个“度”越来越难以被广东商人所掌握，导致了许多民营企业家的落马。与其说是企业经营不善，不如直面是触碰到了政策的禁区。

事实上，历史上的粤人并不远离政治，反而是极富有社会情怀。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在历史上都有震聋发聩的影响力，他们的政治观点大多也与地域“生猛鲜活”的气质相合，都是观点激扬的改革家。北伐战争也是由广东发端。轰轰烈烈的近代史上，粤人拥有着独树一帜的人文环境。社会进步外化所带来的宽松思想环境，印证了发展的商业文明在粤人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

老树仍需发新芽

与其他地域商帮一样，粤商自身的种种缺陷也成为阻碍自身进步的绊脚石。

传统粤商的优点导致了他们的局限，无论是过分的讲究经验和实惠，不注重理论的提升，轻视建立规范的现代化企业制度，还是缺乏政治参与意愿，忽视人文价值，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化路线，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都是难以再上一个台阶的。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李新春这样总结粤商的弱点：商人化生存使其重利善变，难以建设制度;平民化生存因为政治智慧不足;物质化生存导致重产品、轻文化;战术化生存使其缺乏战略和政治谋略。

深圳商业的崛起无疑是粤商精神的另一个当代范本。不同的是深商群体主要来自移民文化，也许是移民文化的不稳定性，更加带来了以交换为基础的商业繁荣，创造了闻名业界的“深圳模式”。很多具有领导力的民营企业都在这里，例如王石的万科、任正非的华为等。

新时代的粤商需要新的精神，这是在新的市场经济下，粤商需要着力研究探索的。而粤商所具有的勇于尝试、低调而为、伺机而起等精神特质，能使粤商在不同的时势面前，都能走出自己的新路。这些精神特质延续到现在，依然有其自身不可替代的优势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