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事实，讲科学，不要讲故事

张伟然

十几年前，曾有好几年时间，我曾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现状和前景深感忧虑。从1934年顾颉刚和谭其骧两位先生在北平发起成立“禹贡学会”，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成立（今年正好是八十周年）以来，前面差不多六七十年，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所做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实现“禹贡学会”的理想：将传统的沿革地理改造成现代的历史地理，编辑一套历史地理集，编纂历史地名辞典，等等。虽然说，实际取得的成就之高，一些大型学术基础工程的质量之好，远远超出了当初“禹贡学会”成立时的设想，但从问题意识、学科理论、研究方法诸层面，这些工作都在“禹贡学会”时，顾（时年四十一岁）、谭（二十三岁）诸先生所预见的范围内，并无革命性进步。相反，倒是一些具体工作的目标越来越低。就著作、论文的选题而言，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先生三位先生，一出手都带着“国”字，或者“学”字。如谭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侯先生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而史先生在年轻时就曾与顾先生合著过《中国疆域沿革史》。这样的工作，光看题目就令人神旺。稍后，他们指导的头几批研究生在论文选题时，还多有泱泱大国之象，如葛剑雄先生的《西汉人口地理》，周振鹤先生的《西汉政区地理》，每人能做一个断代，或一个时段较长、范围较大的地区。再后来，等这一辈学者的学生出来，那就公侯伯子男，每下愈况。题目的限定词越来越多，研究时段越来越短，区域越来越窄（甚至小到县、乡级也不稀奇）。这样从积极面来说当然也算在进步，毕竟思维越来越细密。然而就整个学科而言，不能不承认其内在活力在下降。意谓着找不到激动人心的新题目。长此以往，真不知将伊于胡底。

志平来跟我读研时，我正处在困惑的极点。为了表明不甘心走前人的老路，我建议他研究清代长三角的学额。这项工作写了近十万字，加上他后续的一些研究，去年已由漓江出版社正式出版（梁志平、张伟然：《定额制度与区域文化的发展——基于清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学额的研究》，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稍后他跟我念博士，我就跟他一起分析：继续做学额，肯定能出成果，相对较保险；而如果想有一些新的发展，有个选题是长江三角洲的水质环境变迁。这个题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且尚未有人深入探讨；但其难度也显而易见。令我不无意外的是，志平稍作思考，毅然选择了新的挑战。

实话说，当初志平决定做这个题目，我对他能做到何种程度并没有把握。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其中牵涉到不少化学、生物学、生态学甚至环境工程方面的专门知识。资料分布极为零散，从未有较大区域范围的统计；晚清以前的资料都是日常生活感受，缺乏科学意义的描述。如何将这些不同时代、不同地点、不同来源的资料纳入科学讨论范畴，在彼此间建立起可比性，首先需要在科学上对各具体地域水质环境变迁的规律有一个较深刻的认识，以此为基准建立起一个参照系，然后再对史料中的具体情形进行细致入微的考证。这一过程中需要建立一套指标。这样，其工作方法也就与传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大有不同。

我建议的工作方案，是从建国后的“改水运动”着手，先摸清1960-1980年代面上的情况。然后再利用各种文献，对各地水质环境的变迁逐一回溯，以此建立纵横（时间、空间）两个维度的变化序列。一开头我就跟他讲好，我不接受“以某某为中心”或“以某地为例”的做法，我要看时空序列。要讲事实，讲科学，不许讲故事。江南自古以来号为水乡，到晚近很多地方饮用水源还直接取资于天然水体，近数十年经常出现水质型缺水，中间这么大变化，如果要讲故事，一篇十几、二十万字的博士论文，几个故事就填满了。那样一个博士学位拿得也太容易了。不行，得按历史地理的规矩，做时空序列。

志平先是在图书馆用功，穷搜各种相关的新修方志。重点是各种专业志书，如水利志、卫生志、血防志、公用事业志、自来水志以至环境保护志、水文志、土地志、鱼类志、湖泊志、河道志等等。同时他也注意到其他各种资料，包括近代各种报刊，以及一些私人著述，如日记、回忆录、旅行记录之类。卷帙浩繁的《申报》，他过了一遍。其他一些地方性报刊，特别是一些县政类期刊如《浙江民政月刊》《浙江民政年刊》《江苏旬刊》之类，以往尚未引起有关学者注意。旅行记方面，他特别重视域外人士的实地考察记录，尤其日本人的观察。除了近年大陆已经出版的各种外国人游记，目前尚未引进的“幕末明治”、“大正”两套各二十卷“中国见闻录集成”（《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 书房，1997、1999年版），他也过了一遍。为此他特地到北京去跑过一趟。

通过这些工作（地理学习惯称之为“内业”），志平认识到，要做好这项研究，仅待在大城市、图书馆是远远不够的。必得去实地走访考察，从各基层档案馆中搜集一些仅存于当地的地方文献，并尽可能地培养一些地方感。为此他独自跑遍了太湖流域的市县，在多数市县级档案馆中都有所斩获。一个博士生而有这样的工作能力，实在让我深感欣慰和佩服。

在论文写完提交答辩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评审和答辩的专家都对志平这项工作的厚重赞赏有加。一致肯定他选题新颖、前沿，既有高度的学术意义，对当前社会现实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又有直接的参考价值，充分展现了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学科特点。同时，他收集资料之丰富、充实，远超出一般博士论文之上。这项工作的总体价值，基本上也就奠定了。

现在经过几年修改，志平将他这项工作出版成书。对学界而言，当然是一件好事，可以用作相关研究的参考。书中得失，文本具在，读者自有明鉴。作为导师，欣慰之余，在此也想坦率地谈两点遗憾。

一是志平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而他的表达，我总感觉跟不上他的思想。这一点当然不光是他，当今很多博士同学都有类似的苦恼。我常说，执教这么多年，我总觉得自己首先是一个语文老师，只有极少数表达能力很强的同学才会让我觉得我其实不过是个历史地理老师。现在这个体制中的语文教育，真是让人欲哭无泪。志平这本书，要说尚需加强的地方，进一步提高语文能力我认为是一个必要、重要以至紧要的努力方向。这方面我想不出什么特别的办法，只有希望志平高度注意，不懈地追求，逐渐地获得表达上的自由，并且从表达的技术层面逐渐上升到艺术层面。那样，不仅更有利于思想的交流，还会让读者获得一种审美的愉悦。

其二，志平虽然在史地所读了六年书，充分意识到了地理学思考方式和研究手段的重要性，然而毕竟是学文科出身。他对地理学方法和手段的掌握程度还不够理想，运用起来还缺乏感觉。这方面，突出表现在结论部分。按理讲，一个如此有重大意义的选题，做了如此厚重的工作，正文中已经分晚清、民国、建国后三个时段对太湖流域水质环境的变迁作了空前深入的系统揭示，到末了，应该综合起来，得出一些比较宏大、高级的总体结论。未必要惊世骇俗、振聋发聩，但一定要引人深思、令人回味。然而书中却只写了一个短短五千多字的结语，这就有点不相称了。其间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地理学方面的思想资源运用得不够。

当初志平毕业时，我对他说，老师们对你给出了好评，你要正确对待。一方面是肯定你已经作出的成绩，同时也希望你做得更好。毕业后一定要好好消化老师们的意见，把论文修改得尽量完善。现在他对博士论文作了修改，应该说，总体上已经有所提升。但我作为导师，对他一直寄予殷切期望，我总希望他能做得更好。因此，对于他将论文修改出版，我本来希望能再从容一点，改得更成熟一点。可是，作为他承担课题的主要成果，课题期限到了，不拿出来似乎说不过去。于是只好从长计议。既然学问需要一辈子的日积月累，何妨把这本书看作一个阶段性成果呢。前路漫漫，希望志平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不断推出成熟度更高的新论著。

是所至望。

（梁志平《江南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1840-1980）》，即将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