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情和失真的“好美”

《老师好美》陷入了一股女作家那里早就存在过的怪圈，她们总是将女主人公描写成美轮美奂不可方物的大美人，一切冲突都要建立在天降大任的美丽上，从而务实和扎实的逻辑关系也就在美面前不那么重要了。没有比女作家在描写一位女主人公把所有关于美的词汇都用上时，更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的事情了。

朱 白

《老师好美》被寄予厚望，这原本是一则真实的新闻事件，曾经轰动一时和牵动人心，再加上著名编剧、资深小说家操刀来置办，自然备受关注和被寄予强烈期望。

但事实上，这部严歌苓的长篇小说再次成为中国作家庸俗懒惰、浮皮潦草的殉葬品。从新闻事件中提取相关主线和元素，通过意淫式的虚妄想象加工成一部只能在煽情上打动人的典型轻薄的作品，既是创造上的投机行为，也是自身能力薄弱的一种展示。

很显然，在《老师好美》这部小说中，严歌苓作为作家、小说的主宰者，对自己的人物却常常处于失控状态。这种失控反映在无自信地捏造和矫情地虚构上，比如，作家在叙述丁佳心被前来乞求复合的前夫骚扰时，一味地将一个被动的、孱弱的离异妇女描述出来，这样的描述即便准确，当她再要面对自己的学生小情人刘畅时，也发生了游离般的拧巴。有时候主人公的单一情感容易描述，但再叠加一种情感变成复杂多元时，就容易变调，致使这样一个人物缺乏了说服力，即便在逻辑上具备了日常的逻辑，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来说也似乎少了些让人意犹未尽的韵味。

尚未成年的刘畅像男人一样提出要保护自己的老师时，平时成熟稳重的丁佳心陷入了不能自拔的踌躇当中，这是爱意的流露，也是自我的再次流放。“我刹那间恨自己为什么是个成年人，沉积了几十年污糟的爱和恨；我恨不得自己年轻二十岁，什么都能干净起来，开始一场单纯干净的恋爱。假如上天能许我这一愿，我会爱这天晚上的你，畅儿。”这么一个三十六岁尚处于爱与不爱摇摆中的女教师，显然没搞清楚，对十七八岁的富家子弟刘畅来说，她（成熟的性肉体）极有可能只是他（稚嫩青春期的男孩）人生中的一次经历，而在小说中或者丁佳心的理解中，刘畅对于她来说又极其可能日后是另一个被嫌弃的前夫刘新泉。今天美好的、主动的、雄性的、健壮的爱，怎么就不会是明天背信弃义的、肮脏的、下贱的行为之后的恨呢？

塑造这么一个几乎称不上成立或者让读者感到舒服自然，更别提震撼人心的人物，对于作家来说是失败的。丁佳心像一个活得浮皮潦草又在虚妄和轻薄的所谓审美中找到自我释怀理由的人，她是悲剧中的悲剧人物，也是活得不明净的中年人。而我们对于世界上有可能发生过的一段故事，或者一个文学中的悲剧人物，还需要她更复杂合理的情绪带来的震撼感，才能算是一次有效的文学阅读。

我觉得丁佳心在文学、电影的人物中只能算是三流角色，作家没有赋予她导致悲剧的必然动机和让人觉察出那种凌驾于世事的超然魅力，她像是在一场不能自控的错乱中慌手慌脚的小动物，任由强大的人类宰杀或宠爱。

钱的确可以解决痛苦，包括痛失自己亲生儿子的痛，但当事人在一瞬间做出这样的比喻：“一个具体的儿子化作了灰烬，一座具体的有体积有分量的钱山堆积起来。”还是显得虚构此小说的人过于轻浮了。这不是一个在自己儿子被凶狠杀害后面对凶手母亲送来的钱时，应该有的表情和心绪。接下来发生的是死者的母亲用恶毒诅咒的方式拒绝了凶手母亲的钱，也拒绝了对方提出来的不要一命抵一命的想法，而这之前的臆想则更显得空洞，就像一部二流悬念电影中的一个故作高明的桥段，除了编导没人相信的桥段，然后再引出真相，而所谓真相在观众的心中早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我觉得女作家对描写感情荡漾或者被蹂躏时，总是会显示出卓越的才华。“他走到厨房门口向里看，心儿在烧煮什么。节能灯里，热气熏染着小得如同玩具的厨房。不防备的时候，心儿就露相了，疲惫憔悴，皱着眉，微张的嘴下唇微微下垮。他看见他们穷僻的邻里，老女人无意识的时候就是这样。她们缺牙的嘴比她们的眼睛还会发呆。他在这个时候这个空间看到了多年后心儿的样子。他回到客厅，扪心自问，未来年富力强的他能接受她这个样子吗？爱。爱死了。”这种感性而非富有逻辑的描写，通常被男性作家写出来就会变成干涩。

“她此刻已经站在几十双眼睛面前，几十双十三四岁的眼睛，可以剥得下她的衣服，剥下她的皮，挖出她的内脏。能挖出她想教他们的心吗？能挖出她为他们的愚昧无知所感到的焦虑吗？她认罪那样垂下目光。她知道自己错了，大错特错，但可以纠错吗？”在描写邵天一被杀、刘畅被关押，丁佳心到山区里充当代课教师的这一幕时，堪称整部小说最华彩的一部分。被侮辱的女教师来到山区，与当地的民风民情格格不入，但她只是想“纠错”，在一个不知道她的过去的地方完成自我救赎。可是山区学生有一天知道了她的过去，甚至直接逼问她：“到这里来打算勾引谁？”在疾病与回忆的双重挤压下，丁佳心出现了过往美好的幻觉，如果说伦理道德是人类生而为人的一种枷锁，那么在一种强势美好情感下冲破这层枷锁自然也是一种美好本身，而丁佳心在病痛中出现的幻觉里，有当年邵天一的身影，那当然是人类美好并难得的一种情愫。

幻觉、痛觉、嗅觉、回忆、处境、心绪多重情感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只有文字艺术可以抵达的审美享受，中年女教师这个已经被作家塑造了两百多页的人物角色，在这一刻刚好抵达了巅峰，或者称之为这个角色有了该有的一种高度。那个被侮辱的女人，侮辱本身唐突存在，可是它既来得有理有据，也让人触目惊心。没有什么比一个美丽的人在企图释放善意或者无能为力之时被羞辱、被无辜的人羞辱更厉害的事情了，这是给读者和活着的人的一种活生生的撕裂感。此时的丁佳心就像《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的美丽荡妇，她被殴打、被谩骂，被最不堪的语言浇灌，她成了见证这个道德沦丧的人间的一个鲜活例子，她要承受的是一种神性的灾难。

世上一定有一种善是可以被杀掉的，比如当事人出于各种考量之后拒绝的善。而对于施善的人来说，反复且一如既往地想要施善这件事本身正是一种堪比恶的行为，为什么你就觉得别人的愚昧无知没有存在的道理呢？凭什么你就那么肯定自己的正义、善行那么确凿呢？在更广阔的历史和边界上，善和恶当然存在不同的判断标准，今天的善可能正是明天的恶的导火索，譬如那些我们人类以文明的名义去斩杀和摧毁野蛮的事端。

某种程度上，丁佳心的过失和曾经的错误判断不足以让她崩溃，而是她在行善不得反遭更严厉指控和侮辱的时候，她的最后一点防线才彻底坍塌，正是这种乡村代课的施善被拒绝和凌辱之后，才将丁佳心逼上了真正的绝境。

“他的终极判决终于被几个陌生人商定。”这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悲剧，也是一个人最无助和无辜的片刻。当我们的行为构成了“罪”的要素时，魂魄、肉体、思想就会一点点从我们的身上渐渐被剥离，乃至最终一切飞灰湮灭。人的价值曾经无比重要，而他终将回归什么都不是的境地。刘畅作为未来无限大好的年轻人，选择在自己满十八岁的第二天去杀人，他要承担这一切，也将对这个令他疼痛的世界和他自己释怀和释放。等级升级制度、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都在人性这个千百年来一直缠绕人类的问题上退却，只有人性是最难颠覆和解决的。换言之，当我们皈依宗教或者选择其他终极方案解决自己的人性困扰时，那也是生命体征离开我们的时候。

少年因为对成年女性的爱情产生冲动，而冲动导致了另一个年轻生命的消失。这样的悲剧毫无疑问在于“求虐”，而被虐的则是读者心头最柔软的部分。大概是限于社会差异，我们的文艺作品在“虐心”上总是走得不够远，既表现出张望心动的欲念，又在自设的情节和结局上一次次浅尝辄止。比如在丹麦导演托马斯·温特伯格执导的电影《狩猎》中，在关于“虐心”这件事上就显得一条道走到黑多了，从情节产生的张力来说也更充分。即便跟韩国女导演郑朱莉的处女作《道熙呀》相比，《老师好美》这个故事也过于循规蹈矩和谨小慎微，没有对人性的探索再向前迈进一步。

所举的《狩猎》和《道熙呀》这样的例子并非唐突或孤立存在，严歌苓作为资深编剧和一向以探究人性为擅长的作家，这样的两部电影当然可以成为其目标。严歌苓被寄予厚望是先天和后天双重使然。并非《老师好美》在当代文学中多么寒酸，或者比其他当代一流作家作品逊色，而是它应该在更好的向度上大放光彩。但实际上，《老师好美》只是一部中规中矩并时时散发中国女作家特有的矫情气味的作品，既没法打动那些因为《小姨多鹤》《陆犯焉识》而建立起信任的严歌苓固定读者，也没能超越当代汉语文学的有形困境。

在同为虐心的题材中，南非作家库切堪称经验老到的大师作家。在《耻》中他将与女学生发生不伦恋的中年男人的猥琐和不安更加逼真地再现了出来。对作家来说，这种对自身的揭发也是最有力量的。虽然库切说：“我的经验似乎都是高度个人性质，对别人缺乏意义。”（《此刻：柯慈与保罗·奥斯特书信集》，台湾宝瓶文化2013年12月版）但对并非体验生活报告文学式的作家来说，越是他个人的经验，有可能越是深入打动他的读者的东西。所以库切还说：“在各种独一无二的个别性中找出意义，使之成为一个融贯的系统。”（同上）如果文学作品中都是显而易见的共性，则一定缺乏惊艳之美，通过所谓独一无二的个别性去打动读者，并令这种打动最终变成一股共鸣。这才是作家应该动用全力去实践的。

在我的狭隘眼光看来，我们的作家更多所谓“个人性质的经验”，大多都是经过粉饰和挑选的，只有那些被雕琢得光鲜、经过审视安全无害的经验才肯拿出来。比如贾平凹笔下的“庄之蝶”、冯唐在《不二》中用力描写的大和尚、老和尚、小和尚、皇上李治、大文豪韩愈等等，都可以看成作家本人的综合体，或者称之为这些是作家眼中的另一个自己。这种人物出现在小说中时，总是显得那么虚无和失真，原因在于我们放不开手脚针对自己下手，在表现对自己灵魂深处痛点的揭发上远远称不上恶狠狠。

既然有现实中的真实新闻作为铺垫，也有新闻、传闻中关于女主人公的万般揣测，那么这样一个“中学女教师与高中生发生虐恋”的故事就像一件被置于公开场合的装置艺术，被参观、被指手画脚，甚至在公众的眼神和思绪中被二度创作，都将成为它不同于一般虚构小说的合理之处。

严歌苓塑造的女教师丁佳心有着小说人物中的迷惑性，这种迷惑性在小说审美的过程，可以被定义成失真，在被围观者继续揣摩的时候也可以被挑刺和质疑。丁佳心的失真在于同为女性的作家严歌苓在其中赋予了过多的个人情绪，只有情绪而少逻辑和常理铺垫，人物就难免显得虚泡泡的，乃至成为缺少灵魂真实的小说人物。

女教师丁佳心既有天真可爱的一面，也有年长女人成熟稳重的一面，但就此可以对那些赤裸裸的示爱短信做出其他理解，来回避和伪装自己的真实感受，这大概也真的是只有女作家可以幻想出来的逻辑。如果真实的女教师一对一面对盘问者，说出了自己对男同学的感情缺乏第一时间的参透能力，那大多数人是不会同意和相信的。谎言也要有谎言的样子，可是我们的作家连蒙蔽读者和将谎言摆弄得高级点不露破绽的意思都没有了。意思是，我就是感性地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主人公正是这么单纯无邪，你们爱信不信，不信和不能理解的就是感受不够，跟我无关。

小说缺乏真实性并不是最要命的。显然将一个上等的故事最终弄成结构形式上花样不断但真正在叙事上又不见章法的三流小说，不是在严歌苓这种成熟老到的作家身上应该发生的。《老师好美》在叙事上陷入了一股女作家那里早就存在过的怪圈，比如她们总是将女主人公描写成美轮美奂不可方物的大美人，一切戏剧冲突都要建立在她们本身天降大任的美丽上，从而务实和扎实的逻辑关系也就在美丽面前不那么重要了。没有比女作家在描写一位女性主人公把所有关于美的词汇都用上时，更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的事情了。如果从正常的审美角度来说，女作家中陈染、铁凝、王安忆都应该算是人群中的美女，她们笔下也相继出现过那种美得一生休的女主人公，事到如今再回忆起来，不得不说，的确没有什么比看女作家充满幻灭感地描写一位寄托了自己无限情怀的美人更“作”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