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只嫉妒曼斯菲尔德

李博婷

短篇小说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有种神秘鬼祟的气质。她自定义为“深入骨髓的秘密动物”，后世给她作的几部传记也都着力渲染这一点。1988年Claire Tomalin的曼斯菲尔德传叫《隐秘生活》，2002年Jeffrey Meyers的传叫《黑暗视角》， 最近2010年凯瑟琳·琼斯（Kathleen Jones）这本，虽然题目是最正经不过的《讲故事者》，却马上有批评家说，应该叫“曼斯菲尔德之鬼魂”，因为此书不光写她短暂的三十四年人生，还用大量篇幅写她死后丈夫莫瑞（John Middleton Murry，1889-1957）巧合般的三十四年余生。写他如何靠卖曼斯菲尔德又娶了三个老婆生了四个孩子，其中第一个老婆处处模仿曼斯菲尔德，也梳波波头，也写短篇小说，也死于肺结核，生的女儿也叫凯瑟琳。第二个是不识字的悍妇，莫瑞以前的管家，发起脾气来吓得莫瑞越发要躲在书房缅怀亡妻。第三个崇拜曼，经常和莫瑞一起怀念曼，甚至和曼一样也有个姓Baker说不清是否同性恋的女伴。总之，曼斯菲尔德阴魂不散，笼罩在她的“未亡人”及后继者头上。又或者说，是那“未亡人”不想她离开，有意招魂。于是才有了以上诸人古怪的人生，以及莫瑞源源不断整理编辑删削出版曼斯菲尔德日记、书信和遗作的几十年如一日，终于把曼斯菲尔德塑造为一段神话。

只是我们这个小说家的本来模样实在并非她的“未亡人”塑造的那般神圣纯洁。相反，在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看来，曼斯菲尔德是个“兴高采烈、愤世嫉俗、不讲道德、下流粗俗”的人。她出生在新西兰惠灵顿一个富裕的银行经理家庭，十五岁到十八岁期间就读于伦敦女王学校，能拉大提琴，一度想以此为业。读完书回新西兰，已经无法忍受殖民地的狭隘闭塞和中产家庭的庸俗无聊，终于在二十岁时重返伦敦，并且再不回头。她幼时喜读王尔德，尤其当真的一句话是“对抗诱惑的唯一办法是屈服于诱惑”。她是个双性恋，自己说十七岁后在性事上“无所不至”，二十岁就怀孕，只好仓促与另一男子结婚，又不圆房，当晚即逃走，等于只结了一天婚。二十一岁染上淋病，导致之后罹患种种恶疾——腹膜炎、关节炎、心包炎、胸膜炎、风湿病，二十九岁更被确诊患上当时无法治愈的肺结核。她本来就是波希米亚范儿，这下为了疗养，越发要流浪欧洲，直至1923年1月9日脑溢血猝死在法国枫丹白露古老森林里一个东方神秘主义者搞的某个所谓“人类和谐发展学院”的苦修机构。

这个永远处于死亡威胁下激烈挥霍、迅速燃烧的生命，却写出二十世纪英语世界差不多最多最好的短篇小说。“契诃夫以后的短篇小说作家，大多认为悲剧只是一刹那间的事”，这本是夏志清评论张爱玲的话，用在曼斯菲尔德身上一样合适，因为她正是契诃夫的信徒，也最会写悲剧的瞬间。同一时期还有一个痴迷于瞬间的女作家，正是上文提到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她管自己的创作理念叫“存在的瞬间”。她们两个，一个只写短篇，一个很少写短篇。前者的《幸福》（Bliss，1918）很有名，是其代表作，2011年新西兰拍摄的曼斯菲尔德传记电影就叫Bliss，而伍尔夫的《一个总结》（A Summing Up，1925）则几乎毫不知名。但在她俩既相吸又相斥的复杂关系中，《幸福》是个焦点，伍尔夫日记对其反应激烈，她多年后写下的《一个总结》可算是对《幸福》的微妙回应，虽然此时曼斯菲尔德已经无法读到。

伍尔夫对曼斯菲尔德的第一印象着实恶劣，说“她浑身发臭，像是走街的麝猫”。所谓麝猫，即疑似造成2003年“非典”的果子狸，还有印尼和菲律宾“生产”所谓“猫屎咖啡”的猫。这种猫吃咖啡果实并把不消化的咖啡豆排出，其腹中的发酵作用使得咖啡的味道格外芳香浓郁，市场售价极其昂贵。麝猫还以分泌麝香著称，是制造香水的基本成分。取麝或者杀死麝猫，或者生刮麝猫的围肛腺，都难免残酷，因此香奈尔五号宣布从1998年起不再使用天然麝香，而采用人工合成物。而所谓“走街”，是字面意思，实指妓女卖淫拉客。唉，伍尔夫真够恶毒。接着又说：“第一眼，我有点被她的平庸惊到了；坚硬廉价的线条。但是当这一切消失后，她是那么聪明、那么难以捉摸，和她做朋友值。”

看2010年曼斯菲尔德新传封面上她的照片，是这样俊俏的脸和机警的眼，整个人散发一种清冷的气质，但又柔和秀气，实在难以想象她如何能“坚硬廉价”。被“Bliss的作者”吸引穿街走巷存心一会的徐志摩更不会这样以为。1922年7月伦敦的那个雨夜，徐和她只有二十分钟的会面，已惊为天人。徐觉得她美，想起她的卧室便会联想起“红烛高烧”的景象，他说她眉目口鼻清秀明净以至他的笔“不能传神于万一”，“她发之美也是生平所仅见”，待到开口，她的“音声之美”又是一个奇迹。他当即请求她许可他翻译她，于是就有了1927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英国曼殊斐尔小说集》，其中就有这篇《幸福》。

还是让徐志摩用他那“浓得化不开的”译笔述说故事女主角伯莎（Bertha，注意人物命名与Bliss的押头韵效果）是如何幸福吧（中括号内为笔者注释，只为照顾读者通常阅读习惯起见）：

真的——真的——她什么都有了。她年纪是轻的。哈雷[她丈夫]跟她还是同原先一样的热[原文为“爱”]，两人什么都合式，真是一对好伙计。她有了一个怪可疼的孩子。他们也不愁没有钱。这屋子，这园又多对劲，再好也没有了。还有朋友——新派的[原文为“现代的”或曰“摩登”]，漂亮的[原文为“令人激动的”]朋友，著作家诗人画家，或是热心社会问题的——正是他们要的一类朋友。此外还有书看，有音乐听，还找着了一个真不错的小成衣[即小裁缝]，还有到了夏天他们到外国旅行去，还有他们的新厨子做的炒鸡子[原文实为“煎蛋”]真好吃……

这是一百年前英国的摩登生活，百年后仍不过时，不论英国还是中国。英国的中上阶级还这么过，中国的有钱人也开始这么过，尤其是大城市的高端拜金女，她们憧憬的不正是房子、花园、钱、丈夫、孩子、厨子、私人裁缝、时髦的朋友和国外度假吗？个别有追求的还要来点文化的点缀。今昔对比，让人感叹曼斯菲尔德真是准确地抓住了时代和未来最大的幻影，并登峰造极地冠之以Bliss而非Happiness这样一个富含宗教意味和精神内涵的高尚字眼，似乎此即人间天堂，而人间天堂也不过如此。因为马上危机出现了，即将戳穿这场中产繁华梦。

晚宴伯莎邀请了一个名叫“珠儿”的女子，是她新近结交的神秘女郎。虽说哈雷不喜欢她，伯莎却觉得与她心意相通，尤其是一同赏梨的时候。花园里那梨花花事正好，完全盛放，没有一个花蕾也没有一片残瓣。那梨树也如同颤抖的蜡烛火焰一般，在她们的凝视中越升越高，几乎要触碰到银白的圆月。伯莎觉得此刻两人进入完全默契的境界，而且突如其来地，人生第一次，她觉得她想“要”她丈夫。原来她在别的方面都“爱”丈夫，只这方面不“爱”。这算是她幸福中的唯一不幸吗？

她在这厢酝酿情欲，那厢却发现送珠儿到门口的哈雷对珠儿唇语“我爱你”，还按捺不住地约定“明天”，得到的回答是低垂眼帘的“好”。

有评论者从曼斯菲尔德日记书信的蛛丝马迹里论证出这个细高苗条神秘冷淡的珠儿从外貌到举止到气质皆以伍尔夫为原型。作心理分析的也指出梨树雌雄同株，正是双性恋的象征。梨树的果实常被比作细腰丰臀的女人，而树干则寓意男性生殖器，因此两个女人的共同赏梨实则等于参与了某种混合同性恋和异性恋的仪式。不知伍尔夫读后是否发现了自己的影子，但无论如何，这个虽然已婚却更可能是个同性恋者的敏感的小说家所能感受到的一定比后来的任何评论者都多。她的日记记载了她的震怒：

我把《幸福》掷下，嚷道，“她算完了！”真的，我真看不出一个女人或作家写出这种东西还怎么叫人信她。我恐怕只好接受这个事实，即她的头脑是长在非常贫瘠的岩石上的非常稀薄的只有一两寸厚的土壤。《幸福》的篇幅足够长足够她深入。但她只满足于表面的聪明；整篇小说构思贫乏廉价，非有趣的头脑所为。文笔也不好。结果正如我所说，只会让我觉得她为人的粗糙坚硬。

对此，批评界大多只说伍尔夫对曼心怀嫉妒，不能正确对待曼的作品，但我不认为嫉妒可以解释一切，即使伍尔夫坦言曼的写作是她唯一嫉妒的。对于小说家而言，怎么写小说是她们每一个人最关心的事，是严肃的自主的艺术选择的结果。证据在七年后的《一个总结》里。这篇东西属于迄今为止都很少有人研究的伍尔夫的一种写作实验，叫做“故事系列”。伍尔夫在《达洛卫夫人》写完后，依然痴迷于聚会主题，就又写了八个短篇，既独立成篇，又可连贯成系列。每篇都写人与人相遇的不同结果，有的人一见如故一见钟情，有的人一见憎恶话不投机，有的人想接近人而不知如何接近。八篇中最著名的是《新裙》（The New Dress），写一个女人因为一条裙子产生的从自得到自卑的情感变化。而《一个总结》，顾名思义，是这一系列的最后一则。

只三页纸的篇幅写的是一个名叫萨莎的中年女子在一个男性老友的陪伴下，从位于伦敦中心威斯敏斯特的达洛卫家的宴席间走至挂满红绿中国灯笼的花园里小坐。萨莎细高苗条，虽貌有威仪，实则不善言谈，在社交场合经常感觉紧张，这一点颇有点伍尔夫的自况。但萨莎虽不能融入人群，心里却充满了对别人的尊敬和爱，享受从远处默默欣赏人类的创造。她似乎看到达洛卫夫人披荆斩棘在黑夜的荒野中构筑了这个可爱的房子和花园，而这个人与人的聚会在她看来简直是人间奇迹。连她身旁那棵笔直的树都似乎沐浴在她的崇拜中，枝条流淌着金子。但当她偶然向墙外窥望时，却看到伦敦“巨大的无动于衷的非人世界”继续运转，于是瞬间幻灭，自问：到底哪个才是真的？再回头，灯火通明、觥筹交错的聚会只是一帮人穿着夜礼服而已，而身旁那棵树也似乎变成沼泽中孤零零的一棵，就像她常常看到红云绕枝、银月闪耀的树一样，而她的灵魂则如一只寡妇鸟独自栖息在枝叶间，一有干扰，即刻飞走。

故事到此结束，不算有动作情节，一切发生在人物脑子里，只有思绪流转，却暴露人生最严重最刻骨的真相。这是所谓的意识流，伍尔夫最著名的文学技巧。不同于《幸福》里年轻人参与其中的热辣，《一个总结》有种中年人的沉稳冥思，投射的是女主角旁观者局外人的视角。她与他人的关系疏远唯美，她臂弯里的男人是她老友，他们之间毫无性可能。在她的人际关系中，男女之间并非只是性。她关心的是人际关系的辩证两面：自我到底因他人而完满，还是被他人所威胁？面对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图景，到底哪个才是真的？这归根结底是个柏拉图式的表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也是伍尔夫文学创作最为纠结的认知难题。如果伍尔夫认为《幸福》“坚硬、肤浅、感伤”，那不全是嫉妒，她有她的道理。

作家往往写自己熟悉的事。曼斯菲尔德在伦敦圣约翰树林的阿卡西亚路五号的自家花园里有一棵梨树，而伍尔夫则喜欢在伦敦以南萨塞克斯郡的乡间居所“僧侣屋”的花园里挂满彩灯。一样写幻灭，《幸福》是典型的曼斯菲尔德：轻盈机灵的讽刺，华丽外表下暗流涌动，男男女女无所不在的情欲威胁颠覆既有的秩序，志得意满的女主角随时发现自己是个大傻瓜和睁眼瞎，历历在目的事实却熟视无睹。而《一个总结》则是典型的伍尔夫，她评论自己的小说世界是“朦胧如梦一般……无爱、无心、无情、无性，是我唯一在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