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早报记者 石剑峰
从伦敦到上海，对于82岁的奈保尔来说，是一趟漫长的旅途。
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8月10日到达上海，参加为期一周的2014上海国际文学周。8月11日，奈保尔参加了上海国际文学周的第一项公开活动，《大河湾》中文版首发式和读者见面会。今日，他将进行一场主旨演讲，15日，他将参加诗歌之夜活动。可能因为长途旅行，奈保尔显得疲惫而虚弱。那个公众形象中“愤怒”的奈保尔，不再有脾气，变得更平和，少言而多听。他的妻子纳迪拉时刻在他身边。
夫人纳迪拉掌控全场
8月9日前，上海国际文学周的策划团队和北京新经典都无法百分百确定，奈保尔能否真的在10日出现在上海浦东机场，毕竟这位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今年已经82岁了。8月10日，奈保尔和他的夫人纳迪拉、助理尼尔比原计划早了一个多小时到达浦东机场，邀请方终于松了一口气。
邀请奈保尔来华的计划从今年春节前后就开始筹划了。奈保尔是北京新经典的作者，出版方年初就提出可能邀请奈保尔来上海国际文学周。从三四月起，邀请奈保尔正式被提上议程，在3个多月时间里，文学周策划方跟奈保尔方面进行了几十次的沟通，等到所有细节谈妥，已经是今年6月底。那时离上海国际文学周开始，只有一个月多一点时间。
奈保尔一行三人直到起飞前两三天才拿到来中国的商务签证，因此他到上海的时间比原计划晚了一天，原定的《大河湾》首发式和读者见面会也被推迟到了8月11日。在首发式开始前，奈保尔、夫人纳迪拉和其他嘉宾在贵宾室等候着。坐在轮椅上的奈保尔只是听大家在聊天。纳迪拉是那场对话的主角，她会抱怨现在欧洲人没人再看奈保尔的书，连自己的女儿也不爱读书。有人拿出一本老版的《米格尔街》，“这本书非常有趣，非常好笑，是本杰作，可是这个封面太糟糕了，太严肃了，像数学教科书。”纳迪拉说，但她也赞美自己的丈夫，“他的记忆力好极了，过目不忘。有一次我从书架里拿出他早年的书，读起来，其中漏了几句话，他马上打断我说， 漏了几句，因为我的作品有音乐性。 ” 奈保尔坐着轮椅来到会场，舞台与地面之间有个阶梯，因为没有斜坡，82岁的奈保尔只好在几个工作人员的协助下，颤颤巍巍、艰难地走到自己的位置。作家伊恩·布鲁玛不久前在《上海书评》上发表的文章中表示，“奈保尔呈现出的公众形象是个愤怒的男人，很容易动气，可能会没来由地做出惊人的粗鲁举动，执迷于自己伟大作家的地位，刻意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无法忍受蠢人，或者说任何人，包括那些与他最亲近的人。”作家帕特里克·弗伦奇在《奈保尔传》中曾打趣说:“奈保尔身为作家进行的半个世纪的写作，似乎没有他爱得罪人的名声那么重要。”如今这个平和的老人，仿佛并不是作家们笔下的那个奈保尔。
来中国，但可能不写书
“我们对中国一直很感兴趣，但一直没有机会，现在来了。” 奈保尔夫人纳迪拉替奈保尔做了开场发言。思南公馆·思南文学之家举行的这场见面会吸引了全国七八十家媒体的到来。中国是奈保尔一生旅行拼图上的最后一块。他每到一国一洲，都会写一本小说或非虚构作品，比如首发式上《大河湾》的写作，就跟他常年在非洲旅行有关。
中国或上海会进入他下一个写作计划吗？“也许我不能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了，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需要认真体验，需要很多知识，但是现在我没有。” “我并不对中国有期待，有期待了就看不到你想看到的东西了。我就是过来，来观察。”
“观察”是奈保尔在首发式上不多发言里的关键词，年迈的奈保尔希望还能来中国“观察”到不同的世界。奈保尔的妻子纳迪拉希望只让奈保尔回答那些值得亲自回答的问题，纳迪拉说，自己跟奈保尔一起生活了20年，“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所以我觉得我能够替他回答。”
奈保尔没有谈《大河湾》，尽管这个首发式是为这部小说而开。而纳迪拉非常喜欢这本书，“《大河湾》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就出生在非洲。但是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实际上并没有看见真正的非洲人。我可以说斯瓦西里语，但是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非洲人，因为我与他们在认同上有问题。”“这本书和我非常贴近，阅读这本书的过程让我痛苦。因为现实还是这样，依然有这个总统在这里，我们可能随时会死于非命。”
《世事如斯：奈保尔传》里详细记载了这部奈保尔成就最高的小说《大河湾》的诞生过程，1977年秋，奈保尔有了写一本新书的“启迪”，他的主题是“文明的悖论”。奈保尔用了半个小时，就把小说里的全部内容想了出来。
《大河湾》的灵感来自奈保尔在基桑加尼的一次偶遇，他在机场跟一个年轻印度人交谈，印度人说，“来我家住吧。”随后两天发生的一切，奈保尔都写进了《大河湾》里。那个印度人是商人，开一家店，跟小说里一样。这本书的核心是：“这人在这里做什么。”他还把自己在1975年刚果之行跟他对特立尼达黑人的了解结合起来。1978年5月，《大河湾》终于写完。奈保尔喜欢小说的结尾，在首发式上，他朗读了这部分，他的声音疲惫、羸弱但依然迷人：“天空一片薄雾，落日显出橙色，泥泞的河中映出一条破碎的金线。然后，我们驶向一道金光……”
“非洲”是奈保尔写作的关键词，《大河湾》就是代表作之一。关于非洲的写作是奈保尔最具代表性的看世界方式，“我认为如果拘泥于文化背景中的那些主题，我将永远无法写出重要的作品。”
在奈保尔的《大河湾》里，总统只有对殖民者的可笑模仿。小说的主角萨林姆说，“他正在绕过真实的非洲，到处是村庄和丛林的非洲，要创造出一个堪称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相媲美的非洲。”现场主持的作家止庵说，这个大人物的原型来过中国，他在电视和报纸上见过，“这个人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拿着权杖、戴着豹皮帽。后来他真的倒台了。但我们也看到，这个国家的问题，没有因为大人物的倒台有任何解决。读了《非洲的假面具》后，我看到，所有问题不是一个人上台或下台，或是因为社会制度的变革就能得到解决。”
《非洲的假面具》是奈保尔2010年出版的新作，记录了他在乌干达等国家的游历。这是一个关于非洲和诸多经过革命的国家的预言，但奈保尔不认为自己是预言家，“我认为，只要你非常认真地写作，专心地写作，就意味着你在书写未来，你书写的现在也就等于看到了未来会发生什么，这只是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这也是我写作的方式，我是这样写《大河湾》的，也是这样写《非洲的假面具》的。”
奈保尔遗憾 “人生苦短”
直到首发式临近结束，奈保尔精神似乎好了一点，希望更多地把话筒拿在自己手上。有个小孩问奈保尔为何要写作，“如果你是作家，你就得写本书，就得不停写！这就是最主要的动机。”奈保尔的写作其实都是关于政治的，种族、宗教、革命、殖民……“虽然经常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某些原因才给某些特定的人，但我并不觉得这样。”对于获得诺贝尔奖，奈保尔说，“没有困扰我，我能处理好它。”
伊恩·布鲁玛说，“没有几位诺贝尔奖得主真打算去巴基斯坦或是刚果的边远地区，只为倾听无名人物的故事，而奈保尔做到了。这表现了一种伟大的谦虚，从最低微的印尼人、最平凡的巴基斯坦人、最穷苦的非洲人身上，他依然能够看到自己的痕迹。”
奈保尔的写作是20世纪末后殖民理论的最重要阐释对象，但对于身份问题，奈保尔说：“并不觉得身份是一个问题，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很多事物，我可以是一个作家，同时我也是一个旅行家。” “我并不觉得身份会构成困扰，因为奈保尔先生是一个世界主义的人。” 纳迪拉在一旁补充道。
有时纳迪拉在奈保尔简短发言后会说：“我也同意这个意见。”有时，纳迪拉会告诉大家奈保尔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想法，奈保尔最遗憾的就是“人生苦短”，奈保尔在平常说，他希望人能有三生，“一生学习，一生享乐，一生思考。”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