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陈诗悦
在本届太湖世界文化论坛上，“继承传统”、“文化自信”成为与会嘉宾在论述加强文化软实力时的高频词汇，然而，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如果不是在面对挑战时，很少被拿出来讨论，那么这个已经被中华民族讨论了近一百年的问题，当下有何新的意义？
6月18日，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第四论坛也以“君子之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主题，请来台湾作家梁文道主持，文化学者苏叔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干春松、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共同座谈，重新回头审视传统文化之于当代中国的新纬度。
和而不同构建文化自信
苏叔阳将“君子之道”概括为四个字：守正创新。所谓守正，即是原初的宗旨。
中国近两百年来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批判多于继承、否定多于肯定，由于长期处于滞后的状态而产生了一种急于富强的心理，于是许多精英人物就拿起皮鞭抽打自己的灵魂。但苏叔阳认为这种对于传统文化否定的勇气，才使今天人们的再认识更公正，也更合乎事实。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提出，人类在公元前800至600年间，地理北纬25 到35 之间曾产生“轴心时代”，即多个民族产生了对人类终极理想的关怀。不论是犹太先知、希腊先贤还是中国先哲，都追问着我是谁、我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我与自然是怎样的关系这类问题，但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得到的答案也不尽相同。
人类现今的文明就是那个轴心时代超时空的延续。尽管历史上中国遭受了很多苦难，但是诸子百家作为人类文明的伟大一部分、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的连续性，都给予了中华民族自信。但自汉代董仲舒开始，人们对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先贤给予了五花八门各自粉饰的解释，使他们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现在正是回头仔细研究诸子百家哲学的时候。
苏叔阳认为，先秦诸子，尽管相互论辩，却非互相打倒，实际上呈现的是一种严密互补的结构，也正是这种结构，使中华文明两千多年来遭受各种风雨坎坷仍然留存。
苏叔阳将中国哲学的本质概括为“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另外一句让他十分感动的话是“礼失求诸野”，“其实老百姓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去仰视他们，如同仰视自己的父母，倾听他们的语言、心跳乃至哭号，你就会产生自信。”苏叔阳说。
在苏叔阳看来，守正是传承的前提，所谓传承，是一个流变的过程。每一次流变都不是随风起舞，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扬弃，而每一次的扬弃，成就了今天的创新。最后他提到，人的内心各有不同，这种不同，并不意味着激烈的冲突，而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交融。当全世界的文明可以互相交融、互相补充，就是和而不同的局面，“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也正是 君子之道 ，是我们产生自信的根源。”
行走中发现
日常生活的不寻常
古人的“君子之道”盛于百家争鸣之时，从春秋到战国时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将其称之为“游士时代”。彼时士无定主，各样人士，不论儒、道、兵、纵横各家，凭着其三寸不烂之舌到处游走，以此就能得到重用。何怀宏刻意拒绝了道义上的解释，回归“道”的本义，简单直白地提出，君子之道，即是古代君子的行走方式，并将其概括为三个目的。
其一所谓理想道义，他提到了《墨子》上的一个故事：一次墨子听闻楚国要攻打宋国的消息，立刻从千里之外的齐国出发，每日赶一百多里路去楚国都城想阻止这件事，最后他通过各种方法劝使楚王放弃了计划；其二为了游学求知，何怀宏说，“大学不是高楼大厦，就是老师和学生，坐在两根原木上。”其三就是亲近自然。
对于现代人来说，交通工具便利了，科技手段进步了，人们行万里路已非常容易，但人们还能够在行动中体会古人的那种安宁的境界么？何怀宏觉得，“今天我们当然可以不拒绝文明的便利，但是理想的道义，不能排除。”
比如，他本人在研究生时从武汉走三峡，到宜昌时觉得一定要到长江里游个泳；2000年46岁生日时，他冒着夜雨去德里克游泳；最近，他又在计划一次环球旅行。
走路，游泳，用身体去感知和践行。何怀宏觉得行走是一种很感人的行动，不止君子，普通人都可以做，它蕴含一种毅力，让人可以发现日常生活中的不寻常。这就是君子之道在当下更为普世的意义。
同一个世界
不同的梦想
同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干春松，用四个心理词汇来形容中国百多年前在面对外来挑战时的状态：惊异、愤怒、羞愧、纠结。
他提及了晚清重臣胡林翼，率湘军占领九江，收复潜山，攻克安庆，曾国藩推其为首功。因此得意非凡，信马由缰，在长江岸边游荡，途经武昌时因看到一艘英国的战舰从长江逆流而上，竟咳血而坠马身亡。这种百事不如人的巨大落差感，造就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尽管情感上不能接受，但是理智上要否定的情结。
但是，现代化并非单面的变革，而是一个包含生产技术、价值观念和社会组织等多元的进程。干春松回顾经典的现代化研究，常常用先发后发来解释现代化的进程，于是有“某某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种说法，致使我们总是照着别人的今天去奔，而没有自己的今天。
“要开始的冬奥会，我希望口号是 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 。”尽管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现代化是一个铁链子绞着，无法挣脱的过程，干春松却觉得人们不用担心会被某种普世价值所覆盖，“创新，我们可以放手学，学得再多，也不会变成外国，因为文化是有惰性的。”
提到文化的传承，选择的问题就不得不被摆上台面。人们常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可是如何辨别精华和糟粕往往才是问题的关键。
干春松试图用三个时间分段的传统来解析：一是中华五千年的文明积淀，成为了每个中国人身上稳固的文化心理和结构；二是1840年或者1911年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现代化国家传统；三就是1949年建国以后的传统。这三大传统，不可避免地保证了我们产生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可能。“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缺乏好的权利体系、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去将这几个传统结合起来，摸索出适合中国发展，又能保证经济高速发展、人民权利、国家富强兼顾的道路。这大概是我们期待的中国，未来的中国必定是同一个中国，不同的梦想。”
从徐光启身上
找回不卑不亢的态度
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则从一个上海名人谈起了话题。400多年前的徐光启，从一介儒生，一路考至当时的文渊阁大学士，这样一位明代高官，却在40多岁时选择成为一名天主教徒，现在的徐家汇徐光启墓地上仍有十字架的标志。
徐光启既是儒家学者，又是天主教徒的双重身份，在明清被广泛认同，在当下却难以想象。“所以说我们中国早有一种天然的、多身份的认同。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400年前的人比我们更现代。”李天纲说。
明末葡萄牙传教士来朝，看到中国的地图精致非凡，十分感叹，但是他们拿出手的却是世界地图，当他们将地图交给中国人时，非常谦逊地将中国放在中间。徐光启这时就已经认识到，这个世界或许应该重新认识了，但他绝没有将当时的西方文化看做威胁和压迫，因为当时的中国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文化的传承上都非常强大。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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