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都市的公共艺术

蓝敏菁

对于台湾地区而言，从西方引进公共艺术的专业实践，已有将近二十年。在“艺术可以提升城市品位”思潮的影响下，公共艺术更被视为“都市更新计划”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本文将简要介绍公共艺术在台湾地区的发展历程，并且通过呈现几位代表性艺术家参与公共艺术的事件，来讨论台湾公共艺术风格的转变。其中，我还将尝试分析，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当然，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终极的追问：我们真的需要公共艺术吗？如果需要，我们需要的是怎样的公共艺术？对于都市景观美化而言，公共艺术真的是一颗万灵丹吗？

台湾地区的公共艺术法令

1992年，台湾正式施行《文化艺术奖助条例》。其中，关于“公共艺术”的规定如下：

公共建筑物应设置公共艺术，美化建筑物与环境，且其价值不得少于该建筑物造价百分之一。

政府重大工程应设置公共艺术，美化环境。但其价值，不受前项规定之限制。

供公众使用之建筑物所有人，管理人及使用人，如其建筑物设置公共艺术，美化建筑物与环境，且其价值高于该建筑物造价百分之一者，应予鼓励，其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

前三项所称公共艺术，系指平面或立体之艺术品及利用各种技法、媒材制作之艺术创作。

次年，台湾制定完成《公共艺术设置办法》，至今进行过四次修正。当局期望这部法令可以成为“美化都市市容、照顾艺术家生活，提升市民生活美学品味”的一剂良药。《办法》公布之后，当局开始积极设置网站，举办各种活动，支持学界通过各种研讨会或学术论文等形式各抒己见。社会团体与个人也开始承揽公共艺术案、设置相关网站，“公共艺术”顿时成为“显学”。

历史脉络下的多元性

在台湾，我们常听到“多元性”这个概念。在谈论公共艺术的文章里，这个概念更屡见不鲜。“多元性”之所以被推崇，与台湾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这个核心概念深刻影响了台湾公共艺术的表现，影响了人们的艺术认知，自然也影响到了相关政策的制定。西方学者Patricia C. Philips认为：“公共艺术从来不是独立形成，自发创作的，它必须跟城市与社会的政经伦理一起被纳入考虑。”因此，要了解台湾的“多元性”，就必须从变动的历史脉络来看。

简单地说，台湾的文化发展奠基于日据时期的日本文化及“二战”后国民政府带去的中华文化。台湾光复之后，大局势的紧张、变动使得台湾社会的统治变为戒严与控管。随着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来自中国大陆的文化与台湾本土文化开始共生。在高度的政治控管下，艺术的表现方式呈现两种特点：其一，突出表现大中华文化元素；其二，内容高度去政治化。

1960-1970年代，台湾文化建设开始注重台湾本土艺文发展，形成一股乡土文学风。然而，这股表现在地风土民情的艺术，并没有成为一股强大的美术势力。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放开党禁、报禁，媒体言论开通、留学生回国，大量西方思潮形成一股又一股强劲势力，似乎瞬间淹没了台湾在地的美术风格，也与大中华元素分庭抗礼。一时间，西方思潮代表着现代、进步、前卫与国际化，在台北大都会流行开来。同时，随着整个社会从威权专制过渡为自由民主，台湾本土意识逐步崛起。另外，在全球化浪潮“anything goes”的席卷下，很多公共艺术作品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共同造就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多元景象。

公共艺术的发展

一、杨英风的“景观雕塑”

二战后的台湾并没有“公共艺术”的概念，不过，艺术家已经尝试在公共建筑物上进行艺术创作。当时著名的艺术家杨英风，深受国外思潮影响，把“景观雕塑”的概念引进台湾。“景观雕塑”强调，雕塑作品要与环境空间密切结合，形成相互辉映的雕塑艺术。这样的概念为1990年代台湾当局倡导的“公共艺术”政策，率先开辟出一条道路。

刚开始，杨英风的公共艺术案进行得并不顺利。直到1970年代，他参与大阪举办的世界博览会的艺术创作，凭借“凤凰来仪”一举成名，也为他带来许多委托案。不过，最能代表雕塑作品与环境空间结合的案例，应该是他2008年受台中中国医药大学急重症中心大楼委托创作的“凤凌霄汉”。通过建筑与工程的完整规划，他将艺术品如实地整合进建筑内，营造出公共空间的整体美感与独特气质。这就是他的“公共艺术”的价值。

二、朱铭的蜕变

朱铭“人间”系列作品符合1970年代的乡土写实风格。但让他扬名立万的是“太极”系列，这几乎是每个台湾人都熟悉的作品。1999年，为了有效典藏与管理艺术作品，朱铭美术馆成立。这是一个以基金会模式运营的美术馆。它是私人创立，但以法人的方式运营，面向公众。在实质上，这个美术馆结合了地景设计，持续进行艺术教育的相关活动，这是以长期理念进行的艺术文化经营。相对于公部门以大型活动、实时性公共艺术展示与短期艺术教育推广，这种私人美术馆运作影响深远。

三、北南差异：几米的“地下铁”与洪易的“艺犹未尽-悠游”

1998年法案通过后，忽然冒出很多公共艺术作品，造就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多元现象。要说符合公共艺术的精神与理念，并受人喜爱的作品，也许几米与洪易这两位艺术家之作可算代表。

几米的“地下铁”位于台北市捷运南港站月台。观众从盲女的身上看见勇于冒险尝试，敢做梦的精神，许多粉丝特地来此拍摄，并在自己的博客抒发感想。台湾很少有这样的公共艺术作品被公众仔细记录下来，似乎它可以成为台湾当代公共艺术的代表：艺术为公众所重视，引发公众关注与讨论，形成对话与交流。从这个角度来看，设置公共艺术的价值确实达到了。不过，这个作品当初并非按照公共艺术设置办法而设置，因此，它不被列入公共艺术作品，而是属于工程艺术化的一环。而后，文化局以广义的公共艺术定义、接纳这个大型彩绘公共艺术，并以数字化登录于网页方式进行认定处理。

法令保护有什么好处?以洪易的作品为例。高雄市在最近几年开始大量进行都市建设，积极采用艺术与文化观点，装点、更新与营销高雄市。高雄市在捷运系统规划的同时，一并进行公共艺术委托案，美丽岛站就是公共艺术与建筑结构融为一体的例子。同时，高雄捷运局也很有系统地说明每站的文化特质，以及艺术品创作理念，甚至将作品想要传达的讯息与构思都详细地展示给公众，几乎所有作品都兼顾到公共艺术美学与都市营销。洪易在高雄捷运站三多商圈的作品是“艺犹未尽-悠游”，这几个“拟鱼化”的主体，表现高雄港靠海的特质，搭配高雄人特有的品味风格。洪易创作的公共艺术作品，其共同特色是，传达在地人的生活习惯，以及日常生活语汇，凸显出高雄人特有的拼凑文化与普罗通俗的元素。

四、“节庆”的公共艺术

举办大型活动，增加市民参与，是台湾推广新概念的做法，例如台北市举办的“台北公共艺术节”。另外，还通过国外艺术家引进大型艺术活动，比如2013年年底的“黄色小鸭游台湾”，还有今年2月、3月为全球濒临绝种动物发声的1600只纸猫熊亚洲巡回展。这类大型活动，被寄望于打破公共艺术制式性的问题，扩展公共艺术的弹性与开放性，延伸到户外亲近民众。然而，活动结束后，公共艺术作品全部撤离现场，难以形成延续性的艺术意识。

思考未来

台湾需要怎样的公共艺术？这是本文在观察公共艺术时一个很核心的思考前提。本文提出这些案例，是希望从中看到艺术文化土壤发展的状况，时代背景因素如何影响艺术家的作品产出，法令政策的操作对公共艺术的形式界定，以及艺术品如何为公众所接纳与理解。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是，关于城市规划，很少被提到台面上谈。可是，一个出色的公共艺术品，最首要的要求，就是必须搭配合宜的空间结构。以老小区改建为例，必须要有全面的思考：小区大结构重整规划后，一步步考虑公共空间（例如广场与交通行走动线）的特性，搭配上景观的设计与调整，善用植被、水景、照明、色彩与标志，以及立体空间里天际线的统合。同时，公共艺术开发案一并进行，让艺术与公共生活空间可以百分百契合在一起，形成整体感，而不是就单一建筑物或是公共空间进行公共艺术。

台湾建筑师汉宝德先生曾专门批判对台湾公共艺术的看法，他认为，要做好公共艺术，有几点观念必须厘清：打破公共艺术等于雕刻的观念；艺术与公共艺术之间，是不尽相同的，在西方，建筑物等于一件置于公共空间的艺术品，一些丑陋的建筑，想利用市街上的雕塑来美化，必然徒然无功；公共艺术必须具有公共性，也就是使大部分的民众产生美感的反应，必须是正面的，具有令人愉悦的美感，也必须具备社会性；最后，公共艺术应该是跨不同专业人士共通合作的成果。

汉先生认为理想的公共艺术必须是在工程规划之始，就必须与都市设计结合在一起。同时，汉先生也说明，“公共”是广大的，需要具有包容性的观念，评断公共艺术不能只看它的艺术价值，切记公共空间不是户外美术馆。这观点正是一种推力，把公共艺术的论述与思考，从艺术与法令的类别，推向整体建设规划的层级，如此才能永续公共艺术的生命。

（作者系台北人、博物馆工作者，微思客团队总监。王昀编辑，工作邮箱：wangy@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