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关系史研究论集》中的误译

近读张寄谦主编《中德关系史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其中清华艾四林先生译Roland Felber、'Ralf Hubner合撰《中国民主主义者和革命家在柏林（1900-1924）》一文，虽文法清通，但从史学角度言之，尚恐有若干不够精准之处，在此指出一二。

首先，译文说：1905年孙中山访德时，“一位称薛宪洲的学生对孙（中山）所提倡的 平均地权 表示异议”，又说：“（大多数与会者）认为一个君主立宪的德国宪法自然不能作为未来中华民国的宪法基础，薛宪洲甚至强调美国宪法在这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俱见之于该书65页）按，所谓薛宪洲者，当系指薛仙舟无疑。薛氏去德国之前曾在美国加州留学，主修财经，这大概也算是其对美宪情有独钟，而对Henry George一类见解有所保留的知识根源之一。薛氏事迹，此不赘言，要之凡治中国近代史者，多少都对其有些耳闻的。接着，又有“李世桢”之误，译文说：“1913年末，蔡元培赴法，与吴玉章、李世桢一道创立了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组织。”（66页）并说此李世桢曾于1907年在巴黎为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建立过一个工厂（68页），此“李世桢”毫无疑问乃系大名鼎鼎的李石曾（煜瀛）之误译。

复次，译文说：1920年代初，张申府、周恩来和刘清扬等在柏林尝试创建中共支部，有一批从巴黎逃出的勤工俭学学生，其中一人叫“赵广申”，并说“有一张照片记载着赵与张申府、刘清扬和周恩来曾在柏林万湖乘船的情景”（该书72页）。按，凡治中共党史者读到此当马上反应出来，这个“赵广申”其实是“赵光宸”。译文又说，1923年在巴黎举行的有关组织重建以及接受“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新命名会议上，张申府被开除出组织，“张申府个人认为，这决定是由于其敌人任洲选的煽动”（该书74页），此“任洲选”毫无疑问是指的“任卓宣”。再，同页之所谓1924年，一些中国年轻党员陆续从巴黎前往莫斯科，包括李富春、聂荣臻、蔡畅和“刘伯年”等，则显系指“刘伯坚”，此皆治党史者之常识耳。凡此薛仙舟以至刘伯坚数人，都是名气不小的人物，如果由历史科班出身的人经手翻译而出此种错误，真当是该要被打手板才是。

再次，72页讲接近中共组织的留欧学生时，“郑召林”当为郑超麟，“吴起”当为“吴琪”，“廖化欣”当为“廖焕星”，“张波江”当为“张伯简”，“孙宾伟”当为“孙炳文”（即孙维世之父），又有“陈台甫”之译名，我怀疑很可能是“郑太朴”之误，凡此种种，还有一些，笔者时间有限，且手头资料亦不足，就不一一核订了，读者如有闲暇，欢迎自行查对（可查阅、检索暨南大学“华人留学文化研究专题数据库”等相关资源）。另外，此文译吾华职官制度也是略嫌随意无章，如译唐绍仪曾出任“辽宁省巡抚”（按，当作“奉天省”），又译蔡元培是由“国立翰林院”选送留学（按，“翰林院”三字即可）等。最可骇者， 在作为姊妹篇的另一文《中国民主主义者和革命家在柏林（1925-1933）》（同著者，收入同书）中更有所谓“中国的徐世桢将军”一语，凡明眼人皆可知此“徐世桢”将军实为“徐树铮”之误，北洋一代名将，段祺瑞之股肱心腹，蒋介石之倾心豪杰，凡治国史者，多少都应有所耳闻吧（此篇尚有一些外国人原名方面的相关笔误，如在90页将Harold Isaacs误作“Harald Lseae”等，不过这不一定是译者本身之疏误）。

艾先生治哲学，于中国近代史有一二疏漏情有可原（数年来读美国研究中国史学者之诸种英文原书时，遇到此类minor errors更是栉比鳞次，罄竹难书，但我们治本国学问，到底还是应该比老外更严于律己才是），而且艾译中译对的远比译错的多，可说是下了功夫，苛责贤者，非我所愿。惟窃以为翻译文章，对一具象名称捉摸不定时，不宜主观独断，可以采取“薛宪洲或赵广申（音译，并附上著者原文）”的方式（艾译中也曾有数处切实做到了此点），毕竟郢书燕说，张冠李戴，不是什么好事情。译事艰难，尤需提防与慎重。李海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