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是一场异乡人的旅行

早报记者 田波澜

“访谈是一场旅行，我在陌生的岔路口迷路，向偶遇的路人打探自己未曾经历的过去，偷偷把自己的记忆和臆想编织进别人的述说。我也坐拥一座渡口，夜泊的马可向我叙述异乡的塔楼、天边的星辰，没有光亮的焰火，没有硝烟的战争。我在亦真亦假的时空拼凑起一幅文化地图，那是二维的岛屿，蜷缩在时代的一角。每个人说的都是自己的香港故事，香港的故事哪里能说完。我能有的，只是这幅小小的地图。”

香港文化记者茱茱在其刚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访谈集《无物之阵：20位文化人物访谈》中如此定位访谈与她的内在自我的关联。这本新书汇集了茱茱为香港《明报》世纪版等写的有关两岸三地知名作家、导演、音乐人、知识分子的人物专访。对于从内地江苏飘荡到香港中文大学念书，后来机缘巧合在香港从事文化写作的茱茱来说，这本访谈是其本职工作外“精神生活”的产物，是应《明报》世纪版总策划马家辉之约，在数年时间内断断续续写下的文字，既有对王安忆、毕飞宇、小宝、毛尖等作家的深描，也有对张悬、陆川等音乐人、导演的刻画，更有对资中筠、许知远、周保松、张铁志等两岸三地知识人的深度访谈。

她的采访常常像一种致敬

上海专栏作家毛尖如此描绘美女记者茱茱的精神气质，并投注对自己青春期的怀念：“她安静美好地坐在我对面，身上有一种特别朴素的东西打动我，让我想起自己的文艺青年时代，想起自己还有力气做梦的时代。花花绿绿的香港，人人来不及膨胀的年代，要守住自己的青春期已经很艰难，但她声色里不动，守着自己的少年梦。”而对于茱茱的访谈风格，一贯对文体和风格敏锐的毛尖更是有一种特殊的直觉，她说，茱茱不怕别人笑，她学会了粤语，而且在香港生活了下来，这个美丽的姑娘身上有柔韧的质地，就像她留在香港不是因它繁华，而是这座城市让她自觉能置身于一个忽暗忽明但始终柔韧的文学传统，其中包括钱穆、萧红，还有她采访过的香港客和香港过客。“也是这个原因吧，她的采访常常像一种致敬。也许不够麻辣，但是对于年轻的记者，从尊敬开始的写作，或许可以走得更远。”

显然，茱茱对访谈对象的写作与其人生之间的关联特别有探究的兴味。她对其同乡作家毕飞宇的访谈，从家庭成长的视角还原一个作家的精神气质乃至写作个性是如何炼成的。茱茱写道，有五六年的时间，毕飞宇与父亲的关系非常紧张，紧张到不说一句话。父亲很寡言，他的黄金岁月葬送于政治，深谙人生凶险，对“因言获罪”的恐惧驱使他极力反对儿子的写作。何况那个年代，讲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毕飞宇升大学以及大学之后，父亲一直不能答应他走写作这条路。长大后他觉得，父亲像康德笔下的浮士德。毕飞宇吐了口烟圈，捏着烟，手指修长干净，像写字的人，对茱茱说：“这是个标准的出作家的家庭，因为神秘、波折，有冲突、有戏剧性，当然也有压抑。”

茱茱写道，毕飞宇幼时住在一间乡村小学，推门就是学校的操场，四面都是围墙，某日滂沱大雨过后，他拿着一把大铁锹，在操场上写上了父亲巨大的名字，父亲走到自己名字的中央，站定，仿佛一场仪式，也仿佛一个暗示。这幅画面令他莫名兴奋，此后将其写进了一篇短篇小说——《写字》。后来他去扬州的大学读中文系，寒暑假回家，父亲很沉默地站在门口，看到他，身子往后退一步，让他进门。他知道父亲在等他。与“石头一样”的父亲相反，毕飞宇母亲却是一个生动的人，长得漂亮，嗓子也好，很有表现欲望，人也活络。父母截然相反的性格在毕飞宇身上时隐时现，这种微妙的碰撞也在他的笔下跳动，他自认自己的小说偏压抑，但到过分沉重时会夹杂一些俏皮，添一丝华美，快飘起来的时候又会把调子往下压。

茱茱对于毕飞宇的精神世界的探寻，折射的是两代人之间的深层对话，她认为弥漫在毕飞宇作品中的对内的探射，最后的着力点却是外部，拨开浓雾，他想照亮的仍是时代，这是他刻意为之的笔法。成长于上世纪70年代的人无可避免还带着较重的意识形态情结，极权之手抹杀了一切个性与感觉，造成人的异化。她引用毕飞宇的话说：“当一种力量超出人的忍受范围，人都会被异化。爱会让人异化，宗教也会，是一个由内向外的过程。”在茱茱看来，人缘何疼痛，缘何被束缚，又缘何残忍，都出自外部世界的规训，毕飞宇渴望将那种政治的残酷野蛮呈现给年青一代。她问起毕飞宇的“野心”，毕飞宇摇摇头，文学永远无法改变世界，只能给人静悄悄的抚慰，他的心愿在于能用小说将自己一生完成得更丰满，“我希望一生就是一部一部的作品，每个阶段很完整，写到最后让自己变成一个标本，也许放在黑暗的仓库里，不要紧，我是个很完整的小说家”。

“与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

构成了写作的开端”

茱茱所关注的作家阎连科的作品，也同样深深地镌刻着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烙印，如同毕飞宇的作品一样，是对权力、恐惧与人性的探问。阎连科在面对茱茱有关其作品与土地的关系的追问时说，土地离开了是永远回不去的。“土地留给你的是一种想念，是一种不能回归的无力和内心精神的回归，会让一个作家变得比较分裂。这个放到小说中，是人们对土地认识的现代性。比如说《炸裂志》，讲的是一个村庄如何变成一个超级大都市，但其实是讲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他们如何在转化过程中变成极度分裂的现代人，极度远离土地的畸形人，几乎每个人都是精神病患者。”阎连科说，“我想这就是现代人最本质的特征，每个人每天都在忙忙碌碌地奔波，离开原有的生活，结果每个人都变成分裂症患者。”

茱茱在访谈中不依不饶地追问阎连科作品中的恐惧感的根源究竟是外在的压迫，还是人心深处的幽暗，阎连科由此谈到写作的开端与宿命：“也不光是外部，更多还是内心，像你阎连科个人对死亡的恐惧，跟外部没有任何关系。虽然家人一切过得都很好，但你的内心就是有种恐惧，一种烦躁不安的情绪，不稳定的存在，这种东西可能对每个人不太一样，我经常说现实世界是一个集中营，是一个新的奥斯维辛，你和现实的那种不可调和的精神上的矛盾，构成了你写作的开端。”

茱茱在对作家王安忆的访谈中，记述了作家讲述的一个小故事，其实也在隐喻着逃离、奴役、阅读和精神自由的故事。有一年冬天，王安忆在布鲁塞尔一个小书店里做讲演，来的听众不多，其中有一个中年的中国男人，早早来到，让她在一本《长恨歌》上签名。讲演完毕的提问环节，男人站起来讲了一个故事，他先给大家看那本《长恨歌》上的公章，印的是“布鲁塞尔非法移民拘禁所”，他是当年的非法移民，拘禁期间，监狱里放了两本中文书供人消遣，一本金庸，一本《长恨歌》，在大家争着看金庸的时候，他无意地打开了《长恨歌》。曾经是上海人的他，顿时感到“我家临街的一扇窗打开了”，他在监狱里把这本书翻了两遍，后来想尽办法把书带了出来，而后还带着这本书进了法国的监狱。最后他说：“今天是我51岁的生日，我带着这本书来到这里见到作者，当度过我的生日。”由此可见，书籍是有一种形成人际、代际之间的连带感的奇特的精神魅力的。

在茱茱看来，王安忆写的是人，也写的是塑造人的城市。每个作家都有一个施展想象力的舞台，这个舞台通常是与其休戚相关的山乡或城郭。“沈从文有他的湘西边城，莫言有他的高密东北乡，上海似乎是王安忆别无选择的书写场域，她轻易不流露自己对上海的爱恨，哪怕是有讲述海上盛衰的煌煌长篇《长恨歌》与《天香》，繁华落尽唏嘘无尽，她还是要说这个城市其实是粗粝的、不浪漫的。”茱茱试图呈现出被称为上海作家的王安忆对待上海的过去、现实与未来的复杂态度，其实她也是用这种独特形式向王安忆这样敬业、真诚而执拗的写作者致敬。

谈到“无物之阵”这个略显抽象、愤恨的书名，极为温婉的茱茱却展现了其柔和的面容背后那刚健勇敢的一面，她早前在《野草》里读到鲁迅的“无物之阵”时，不禁为这个意象暗自叫绝，“鲁迅的文章写于1925年，隔了近一个世纪，我们仍然被困在这无物之阵中。”她希望以访谈记录当代文化人的心境，倾听他们征途的来路，被束缚的阵脚，对时代的不满与希冀。在无物当道的年代，能留下一份记录与坚持。

茱茱对早报记者坦陈自己在香港作为一个“异乡人”的复杂感情：“自己有时候觉得身在异乡，在本土人看来，外来人身份其实是有原罪的，你始终是一个入侵者，外来人丰富了当地的文化景观，也分享了别人的资源，多少冲击了本土的传统，而排除异己是人类的天性，其实这也不单是香港的问题。对我来说做异乡人不算什么，也是保持清醒的一种方式，但你需要对这片土地做一些回馈，而不只是安享它给你带来的安全和便利，毕竟有一天你也会成为一个本土人，毕竟我也害怕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像，对香港的感情始终是复杂的，它给你最自足的孤独，也给你抒情的理由，所以就有了这本小册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