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卷本的《悠悠蓝天情》近日由蓝天出版社出版，该书讲述了人民空军建立初期入伍的一批知识青年的报国情怀和人生经历，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本网开始连载此书部分内容。
陆文至
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抗美援朝的烽火激起我一腔热血，并响应祖国召唤投笔从戎。1956年初调到机关当参谋，直至1990年11月退休。戎马生涯40载，经历了许多终生难忘的记忆。
一、为贺龙、聂荣臻元帅作领航计算演示
1956年7月3日，我在防空军总指挥所值班，在早准备会上，指挥员宣布：今天有总部首长来视察，各值班人员要严守岗位做好充分准备，迎接总部首长的到来。上午10时许，贺龙、聂荣臻元帅和陈赓大将，李达、萧克、甘泗淇上将等军委和总部首长在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上将的陪同下，走进防空军总指挥所主室大厅，受到在场工作人员的欢迎。贺龙、聂荣臻元帅和总部首长听取了杨成武司令员对防空军总指挥所的情况介绍之后，饶有兴致地询问了一些有关防空作战指挥和协同上的问题，杨成武一一作了回答。
当介绍到领航值班参谋的工作时，贺龙、聂荣臻元帅站在我左右两侧，总部其他首长围拢在一张圆形标图桌四周，桌上显示中国南半部的五十万分之一的航图。我向他们演示并讲解歼击航空兵部队领航员在国土防空作战中的“三线”计算。即当雷达发现敌机位置，按其入窜的方向、速度、高度、距我基地的距离，迅速计算出我歼击机在预定截击线上截击敌机所需时间，并依此画出3条弧线。当敌机入窜到第一条弧线即“一等准备线”时，此时要命令飞行员进入飞机座舱等待起飞指令；当敌机继续入窜，到达第二条弧线即“下令起飞线”时，需发出战斗指令，飞行员立即驾机起飞，才能确保我机在预定的截击线上拦截敌机；第三条弧线为“截击线”，正常情况下该线是事先确定的，但如出现意外情况，敌机距保卫目标较近，就要命令飞行员做好一等战斗准备后立即起飞，快速出航，迅速算出最远截击线。飞机起飞后根据敌我态势变化，引导飞行员尽早发现敌机，实施攻击，确保保卫目标的安全。防空军领航参谋的工作，主要根据敌我态势向指挥员提出应采取措施的建议，对下级指挥员起到监督作用。
在我演示的过程中，首长们全神贯注地听我讲解，并不时点头示意。演示结束后，首长们观看了我使用的领航计算尺、钳形仪等工具。至此，给元帅们演示、讲解及计算的过程，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二、第一次给总部写报告，受到刘亚楼司令员批评
1957年11月20日，我在空军指挥所值班。当晚18时10分，台湾当局空军1架B-17G型飞机从福建湄州岛上空窜入大陆，先后经闽、赣、湘、鄂、豫、陕、晋、冀、鲁等9省，最北到石家庄地区，在大陆各地投撒反动传单。21日3时23分，又从青岛附近入海，大陆上空活动时间9时13分，全程3000千米，沿线空军部队先后起飞多批飞机拦截，均未奏效。当时中央领导指示空军应用一切方法击落窜犯敌机。
两天后，空军作战值班副参谋长李涛指示我起草一份夜间打入窜敌机的报告报总参谋部。他指出要认真分析全年敌机入窜的作战情况，特别是近几个月的战况，找出没打下敌机的原因。据此我对每次作战情况作了分析研究。主要原因：一是组织指挥不够严密，不能形成有效的连续截击；二是情报保障不连续，没有形成保障网，存在不少空隙和盲区；三是机载雷达在高度3000米以下受地物干扰无法发现目标，致使我机战斗屡遭失利。
作战报告写好后，先送空司作战处领导把关，再送司令部首长审阅，而后由李涛带着我将报告当面呈送刘亚楼司令员审定。刘亚楼阅后大发雷霆：我们的机关水平如此低下，仗没有打好有什么客观原因好说，我们要向总部检讨，从主观上查找原因，接受教训。我在一旁听了真有点不寒而栗。当李涛带我离开刘司令员处后安慰我说：首长批评不是针对你的，你不要背包袱。然而我深知，作为一个合格的参谋，具备高度的政治思想素质，练就过硬的写作能力，是多么的重要。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始终铭记首长的批评。
后来总参谋部以陈赓副总长的名义，将台湾当局1957年几次飞机入窜大陆纵深活动情况，以及加强内地防空作战部署的措施于12月9日向彭德怀副主席及中央军委作了书面报告。12月11日，彭副主席阅后批示送政治局常委、军委委员阅。毛泽东主席12月18日阅后批示：“请你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
空军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实行防空作战“专责制”严密组织指挥。二是建立夜间作战点，增加飞机截击机会。三是增配雷达，弥补低空探测盲区，改善情报保障。四是加强指挥所建设，建立“一号班”制度。五是改进机载雷达性能，使其在300-500米高度上能发现和截获目标等。
上述措施落实后，在1959年5月29日，取得了截击机夜间首次击落低空入窜敌机的胜利。这次战斗是驻广州空军某师的蒋哲伦驾驶米格-17 型机，在地面指挥所精确引导下，抓住有效截击地段，飞行员使用机上雷达发现目标，两次开炮将敌机击落。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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