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无视望江儿童自缢悲剧

早报特约评论员 羽戈

1月20日晚，安徽望江县华阳镇的一位9岁儿童，被发现在自家厕所自缢身亡。该儿童就读学校调查称，这名刚放寒假的三年级小学生，晚饭时听外公外婆说其在外地打工的父母不能回家过年，情绪低落，疑似因此自寻短见。

这一死因貌似荒谬不经，实则无比写实，从一个残酷的切口，撕开了当代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悲剧一幕。

望江县地处皖西南。尽管皖南与皖北风俗歧异，好像两个省份，不过望江县这一幕悲剧，却可视为许多安徽农村的缩影。倘你有机会路过安徽农村，有时甚至难以觅见一个青壮年的身影，入目皆是老弱病残。与此同时，在浙江、广东等发达省份的市区，人们已习惯了安徽方言在自己身边存在，甚至能从一些人从事的职业推断其籍贯为安徽。

当代中国城市与农村的“内战”，不仅造就了城乡之间的隔阂，还造就了农村社会内部的隔阂。其表现之一，即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疏离。本该完整的家庭，几乎一年到头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节假日原是骨肉团圆的良辰，可端午、中秋过于短促，春节则遭遇春运难，一票难求，有家难归。长此以往，家将不家。长此以往，国何以国？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看望江的这一幕悲剧。据报道，这位自杀的儿童，其父母在2012年初离婚，他被判给母亲抚养。由于父母分别组建了新家庭，并长期在外打工，他只能随外公外婆和舅舅舅妈生活。在孩子死后，其父承认，自己平时很少与儿子通话。

因父母不能回家过年，遂五内俱崩，自缢身亡，这至少可证明，这位九岁少年对父母的孺慕之情是何其深切，而其心理又是何其脆弱。他与父母平日疏离，使他越发渴慕节日与父母的相聚。同时，骨肉的离散、关爱的流失令其心理越发弱不禁风。这两面，相反而相成，构成了悲剧的引线。

自杀身亡只是一种凄惨的结局，毕竟这尚未危及他人，但留守儿童还有一条黑暗的不归路，那就是犯罪。近年来，留守儿童的违法犯罪率日渐增高，并呈现了低龄化的趋势，有些罪行甚至充满了与罪犯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残忍。

留守儿童之所以形成严重的心理问题，其原因不难想见。根据2009年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约为5800万人，其中留守儿童中的79.7%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13%被托付给亲戚朋友，7.3%处于不确定或无人监护状态。无论哪一种，家庭都已残缺，童年不再美满，成长于雨打风吹之中，他们的心理不出问题才是怪事。

对此，有人将批判的矛头瞄准了留守儿童的父母。譬如对望江的悲剧，有论者炮轰自杀儿童父母的失职与漠然。此种批判，纵然可以成立，却因缺乏悲悯，只能沦为一种冷酷的理性。批评者当自问：哪个父母，愿意主动抛离儿女，远赴异乡，从事最劳累、最低贱的工作？哪个父母，不想在一年三节，回到儿女身旁，阖家团圆，其乐融融？然而，为了生存，并且为了使儿女不再像他们这样生存苦难，他们只能选择骨肉离散。

十年前，网上流行一个说法：“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当时便有人谈及农村的分化，认为劳动力的出走与老幼的留守，使一些地方的农村备受压榨，越发贫弱，与城市的距离越发遥不可及。可以说，这十年来，城市化进程有多快，故乡的沦陷就有多快。十年前的预言渐渐化作现实：农村的出走者，迟早将面临失去家园的苦痛。

因此，留守儿童的悲剧，不只是农村的悲剧，更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悲剧。城市化带走了留守儿童的父母，并阻断了他们回家的脚步。安徽望江这名九岁自杀者以最决绝的方式，表达对父母的思念与对命运的抗议。他身后的农村，在城市化的浪潮之中，却只能继续缄默。

对于发生在望江的悲剧，籍贯为安徽桐城的诗人陈先发感慨：“我很想为他一哭。在我心里，它是比瑞士风雪小镇达沃斯高谈阔论的年会、屏幕上政治家们皮开肉绽的角力要严重得多的重大事件。他是亿万同类中的一个。他们内心沉重却无力自述的阴影或在多年后爆发。”这理当成为一个国家共同的悲鸣。但愿那最后一句，不要在未来一语成谶。

（作者系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