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悠悠蓝天情》赵立荣：在火红的岁月里成长

在火红的岁月里成长

赵立荣

1934年冬，我出生在河北省雄县龙王庄村。1953年参军，1997年在北空政委岗位上到龄免职后，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至2003年退休。回忆整整50年的军旅生涯，特别是前30年的成长经历，之所以经风历雨未被湮没，借用李瑞环同志的话说：学哲学、用哲学，终身受益。

机要员的苦辣酸甜

1953年4月初中即将毕业时，我被选招为空军机要训练大队学员，离开了母校北京市第六中学，来到了通州张家湾，代号950部队。在这里聚集着来自京、冀、内蒙古的120名学员。虽然只进行了短短九个月的军事、政治和业务训练，却使我们初步确立了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完成了由知识青年向革命军人的转变。尤其是重点进行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使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最后三个月的业务学习，是简单而枯燥的，但一想到“一字之差人头滚滚，一刻延误全军覆没”的重要意义，大家始终保持着高涨的学习情绪。

我们这批学员本是准备奔赴朝鲜前线的，后因停战协定签字，1953年底被分配到空军各机要部门。我和另两位学员分到位于济南市西郊的第五航空学校机要科。开始是三个月的见习期，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进行业务强化训练，几乎半年没有外出。

第一次放假是在1954年的“五一”，我们三个新同志结伴走进济南市区，来到大明湖。像是出笼的小鸟，贪婪地拥抱这五彩缤纷的世界，欣赏着“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泉城美景，心旷神怡。

秋末，我还不满20岁，领导信任放我单飞，以兵代干，远赴驻在新乡市（当时是平原省省会）的航校一团，接替拟转业的老机要员工作。机要室设在一幢两层小楼上，楼梯、地板都是木制的。铁皮门里的长条形屋子隔成三间：进门是阅报室，中间是译电室，里面是小卧室。除一日三餐可到饭堂外，昼夜不能离开，外人不能随意进来，形成一个封闭的单人世界。平时报量不多，工作比较轻松，孤独与寂寞是最大的锻炼和考验。有一天早晨，我被一阵震耳的敲门声惊醒。刚打开门，电台台长就劈头盖脸地训我一顿。原来是夜里有份加急电报，报务员来电话我没听见，来敲门也没把我叫醒。当时真把我吓蒙了，顾不上去吃早饭赶紧译出一看，原来是一份飞行预报。尽管事情不很急，但心中忐忑不安，直到团首长上班来看完报，提到嗓子眼的心才放下来。吃一堑，长一智。从那以后，我睡觉变得很轻，稍有声响就能听到，每当送报人迈上第一阶楼梯我就迎声而起，人刚上来就把门打开。长此以往，就有些失眠了。

不经风雨，难见彩虹。一年后，我被调回航校机要科，成为工作骨干。1956年党的生日前一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紧接着7月被宣布提干，不久又选送到空军机要干部训练队学习深造。一连串的喜事接踵而来，好心情像风筝一样飞上了天。在机要干部训练队一年半的时间里，重点学习了高中数理课程，以及机械制图、电工基础、无线电等知识。1958年春，学习结业时获得空司机要局通报嘉奖。回到航校正赶上技术革新运动，所学知识派上了用场。我和另一位同志研制出一种卷码器，方便一个人快速翻转密码表。这项小发明，还被选送参加了北空技术革新成果展，受到了好评。

当兵下基层的收获

机要译电员虽然也是兵，但享受机关干部待遇，提干后需要补上下连当兵这一课。1959年冬，我到航校三团机务大队当了三个月的机械兵。一天有块抹布被风吹跑了，第二天准备飞机清点工具时才发现。飞行无小事，如果抹布找不到，飞机就算带故障不能起飞。机组三个人赶紧四处寻找，大冬天里急得我满头冒汗，最后幸亏在停机坪十几米外的小排水沟找到了，才没有影响开飞。由此，我把“世界上怕就怕 认真 二字，共产党就最讲 认真 ”的警句铭刻在心。

下连当兵回机关不久，我就改行做政治工作，到校政治部群工科当助理。一次科长出差，由我单独协调帮助公社生产队收割麦子。原计划部队只负责收割，拉运由村民负责。谁知傍晚天气突变，眼看就要下雨，应队干部请求，我赶回营区请示帮助抢运。情急之中直接找到政治部赵主任，也就是我刚参军时的机训队教导员。不料，他一听就火了：“这事还找我？自己想办法！”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找后勤部领导派车。等抢运完回来再向主任报告，主任和蔼地说：“好！当助理就要学会动脑子办事情。多想出智慧嘛！”原来这就是领导锻炼干部的一个妙招。

1960年冬，诸城场站场务连指导员转业，组织派我去代职，任党支部副书记。当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官兵因吃不饱而情绪低落。我刚到连队的第一顿午饭，吃的就是一碗地瓜须。面对连队粮食严重超支，年终实弹打靶考核和老兵退伍工作在即，我和新任连长齐心协力，决心摘掉连队的后进帽子。我没打过步枪，生怕拖全连后腿，便请老兵当教练，精心把握缺口、准星对靶标三点连一线，在冰天雪地的训练场整整趴了七天。功夫不负有心人，实弹射击取得3枪29环的优异成绩，全连总评优秀，一举摘掉多年不达标的帽子。

老兵退伍是又一难题。家中没饭吃，普遍不愿走。有个家在山西吕梁山区的老兵是个党员，为能留队装病躺床板。我决心突破这个难点，连续几天把病号饭端到床头，耐心引导和鼓励他学大寨精神，回去改变家乡面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很快我俩就成了好兄弟（他比我小两岁），我还从每月72块钱的工资中资助他30块。“老大难”带头走，全连老兵也都表示服从组织安排，这样就圆满完成了老兵退伍任务。

第二年，我们连主动承担起挖机场排水沟的任务。挖沟间歇，我带领战士在周围摘野菜，回来包白面野菜包子，大家吃得很香。随着生活的逐渐改善，战士们露出了笑脸。白天讲党课，晚上教唱歌。连队有了士气，各项工作开展得就比较顺利。半年总结评比时，连队粮食结余，挖排水沟任务完成，飞行训练保障良好，作风建设争得第一，从场站表彰大会上扛回一面大红旗。1961年7月，我代职期满，调任航校四团干部干事。

风沙戈壁的人生磨砺

1963年春节过后，四团就开始转场的紧张工作，7月上旬全部转至甘肃某机场。1966年春，校部和三团分别转到武威和张掖机场，后来组建的一团在酒泉。三个团正好驻守在河西走廊的三个古州：凉州、甘州和肃州。这里平均海拔高度1600多米，气候干燥多风。当时有个顺口溜：“天空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黄沙漫戈壁，风刮石头跑。”风刮起来确实厉害，绿豆大的石子被吹得满天飞，沙丘在一夜之间就能挪动几米。戈壁滩基本不长草，只有一丛丛的骆驼草根深叶茂。西北人也一样，一旦成长起来，都比较坚强。

甘肃虽干旱少雨，有时也暴雨成灾。1974年7月末突降暴雨，武威西面一条干河发大水冲断了兰新铁路，高高的路基出现近百米缺口，国务院下令尽快抢修，上千军民展开大会战。当时我在四团当政治处主任，奉命和副政委一起带队参加抢修，连续奋战36个多小时，终于抢在31日18时前完成铁路合龙任务。由于过度疲劳，回部队第二天我就被送进医院。经检查，心脏严重供血不足，住院治疗110天；临近年终事多，团副政委又确定转业，我未等病愈便急忙出院。第二年春节过后，又到兰州军区总医院住院检查治疗一个多月，病情才明显好转。出院时医生嘱咐：不能过度用脑，不能工作劳累，避免神经受刺激，要多做些体力活动。但是当领导干部不用脑不干事怎么行？于是，走留的问题就摆在我的面前。恰在这个时候，兰空恢复“五七”干校，边劳动边学哲学，我就主动报名上了干校。经过半年的劳动锻炼，身体状况有了很大改善。通过这段生活体验，才真正明白了健康与工作的辩证关系，学会了科学安排时间，使日常生活按规律周转，长期坚持，养成习惯。重返工作岗位后改任团副政委，我积极组织机关、连队开展业余文体活动。增强体质，愉悦身心，也推动了部队的全面建设。一年后，组织上选送我到空军学院（现空军指挥学院）学习。在这里是连队式的管理，战士般的生活。我坚持清晨早起长跑，每天三四公里。一年下来，身体强壮，理论水平也有提高。其间，适逢全国进行真理标准大讨论，传达学习了小平同志批评“两个凡是”的讲话，重温了毛主席《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进一步解放了思想，从而更加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从1967年当航校干部科长至1978年任团政委，十多年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当时，我负责“清队办”工作，任务是对家庭成分不好或个人历史上有些问题的干部进行政治审查。我坚持“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指导思想，慎重对待和处理干部家庭和历史问题。在办“学习班”的过程中，与不少干部交了朋友，建立了友谊，有的至今还保持着密切联系。总之，由于军以下部队不搞“四大”，还是比较平安地走了过来。“文革”中没有发生一件冤假错案，没有冤枉好人，真是单位和个人的一大幸事。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我个人成长也比较顺利。1980年冬从团政委升任兰空政治部干部部长，两年后当师政委，不满一年又回到兰空当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兼纪委书记；直至1993年元旦后调任北空政委，我在白虎山下黄土高坡上的兰空大院，工作了十二年。这十二年里，自我感觉工作胜任愉快、生活丰富多彩，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经历。现在回忆起来，主要有四点体会：

一、学习是成长的营养和动力。我文化程度不高，但养成了爱学习、“要自学、靠自学”的习惯。除哲学书籍外，还先后自学了教育学、心理学、形式逻辑和史地等知识，并通过函授考试取得大专文凭，也带动机关大多数干部过了“大学文凭”关。现在虽年近八旬，仍然保持着看书学习的良好习惯。

二、领导就是教练，关键在于培养干部。为了提高机关干部的工作素质，我现趸现卖给干部上大课，讲统筹学、优选法，找工作的最佳切入点。号召争先创优，既要注意全面建设，更要创造单位工作的闪光点。学习和工作的热情发动起来，政治部各科处间，形成了你追我赶的良好局面。军事、政治和思想作风建设取得新进展，多项工作都在空军组织的评比中名列前茅，为兰空争得荣誉，使政治部的建设走在了机关四大部的前列。

三、领导就是服务，关心干部疾苦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和义务。由于我长期从事干部工作，养成了为干部解难题、做好事的习惯。干部部有个老副部长是上访老户，首长、机关都感到棘手，本人和家人也很痛苦。我不顾好心人的劝告，开始与他接触。了解到他是陕西关中地下党、“三原起义”的骨干分子，“文革”中被停职审查。听说还是空军党委下的文件。“文革”后，起义领导人黄自温早已平反昭雪，他却迟迟未作平反结论。原因是他坚持要看空军党委批件，始终没找到，就成了“老大难”。我根据他的要求，指定两名干部，花了三个月时间，把干部档案室翻了个底朝天。虽然没有找到批件，却使他深受感动。经商量，他终于在多次修改的“平反结论”上签了字。定为正师待遇。从此我俩就结成忘年之交。我调北空工作后，逢年过节他都用工整的楷字给我写慰问信。特别令我感动的是，2001年我到西安看望他时，他坚持再三地要请我老两口吃饭。实在推辞不了，只好让这位耄耋老人陪我们到了唐府饭店，享受了其家人们精心安排的丰盛晚餐。致使我彻夜难眠，浮想联翩。

四、领导就是标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努力坚持时时、事事为下属作表率，从严要求自己，也推动了部队的党风廉政建设。有一次，一个基层干部拎着一篮鸡蛋从临洮机场来到兰空大院找我，反映家庭困难，要求转业。我觉得是个特殊情况，便把师政治部主任请来商量，确定特殊照顾，安排转业，并给他附了一封信，连同鸡蛋让该主任捎回去。不料，这桩区区小事，却在部队产生了很大反响，传为美谈，使我深受教育。

如今，我唯一最值得骄傲的是：“清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