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凯·维尔梅斯谈《伦敦书评》

据2010年《泰晤士报》报道，《伦敦书评》的主编玛丽-凯·维尔梅斯（Mary-Kay Wilmers）已经为该刊累计花费两千七百万英镑，她的长情和慷慨让那些苦苦挣扎在生存线上的文化刊物艳羡不已。维尔梅斯的编辑风格是干预式的，作者的文字若不合标准，她会大刀阔斧地改动。她不在意公众观点，发表的话题时常惹起争议。七十岁生日时，朋友们印了一本纪念文集献给她，题目叫《坏人》。她近日来到上海，和我们交流了许多办刊经验。

盛韵 丁雄飞

《伦敦书评》刚开始是插在《纽约书评》中搭售的，但编辑团队都在伦敦，在什么情况下你们决定要独立出来？

维尔梅斯：《纽约书评》在1979年的9月份推出《伦敦书评》，因为当时《泰晤士报》发生了一场行业纠纷，导致《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暂停出版，发行《伦敦书评》可以填补书评刊物的空缺。不过到了那年年底，《纽约书评》就决定抛弃我们。在我们的第一期上市几周之后，TLS就恢复出版了，《纽约书评》则说我们在危害主刊。他们之所以这么说，我想是因为优秀的作者并不多，《纽约书评》总是有很多来自英国的稿源，从一开始我们之间就有太多的竞争。毫无疑问，当时我们没有很多广告（英国出版社不太舍得放广告）或很多销量来支付开销，要让一份刊物走上正轨总得花些时间。但是，分家对我们而言并不是坏事，我们独立出来以后方便了很多。

然后您就决定自费资助刊物？

维尔梅斯：我不太喜欢谈这个问题。简言之，当时我继承了一笔遗产，本来不想要的，后来想想正好可以用来办刊物。

《伦敦书评》从创刊到现在三十多年来，核心理念有什么变化吗？

维尔梅斯：核心理念几乎没有变，不过刊物变得更加自信了，文章更长了，有关政治的文章更多了。创刊主编卡尔·米勒是大学英语系的教授，所以《伦敦书评》一度有很多文章是关注文学理论的，讨论它是好是坏。当然文学理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很要紧。现在我们和英语系已经没有联系了，虽然我们也很乐意发表学术类的文章，但学术书里能引起大家普遍兴趣的并不多。面对大学管理层的压力，英语系已经缩小了他们的学术兴趣，加大了创意写作教学的比重。我不相信什么创意写作教学，不管怎么样都是些二三流的作家在教。

我们依然会发表小说和诗歌评论，小说更多些。在我看来，诗歌评论很难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除非你是个诗人（但可能这仅是我个人的偏见）。此外我们尽可能多地发表深度报道，其成本很高，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有时间或兴趣来干这份差事的。而且战区也很危险，我不想专门派人去那儿，除非他们正好要为日报或是电视台作报道。

我在好几个地方看到您一直称《伦敦书评》为报纸（paper）而非杂志，为什么？

维尔梅斯：我觉得杂志是那种有很多彩图，讲生活方式——餐厅、化妆品、酒店、明星这类的东西。

《伦敦书评》继承的是什么传统？报纸还是小杂志？

维尔梅斯：我觉得我们属于十九世纪创立的《爱丁堡评论》《布莱克伍德杂志》所代表的随笔（essay）传统。我们发表的文章与其说是评论，毋宁说是随笔。它们从某本书生发开去，理想的情况下会再回到这本书。作者熟悉该书谈论的话题，并以非正式的方式与该书进行对话。其他文章比如小说评论，则更像直接的书评。

在去《伦敦书评》之前，您曾在TLS当编辑。您怎么看待两刊之间的关系，它们是互为对手还是彼此补充呢？

维尔梅斯：我倾向于认为我们是互补的，尽管在寻找或是吸引作者时我们之间总是有竞争。TLS是一份记录性的期刊，就其传统而言，他们总会涵盖市面上大部分的严肃读物。而我们所评论的书要么是我们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要么就是这本书能够有助于生产出一篇有意思的评论文章。所以，我们比较幸运。此外他们的评论比我们的更不带个人色彩。直到1970年代，他们的评论还是匿名的——所谓“上帝之音”。这也会造成差别。

您怎么看“匿名评论制”？

维尔梅斯：我在TLS工作的时候，“匿名评论制”刚取消不久，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这样的改变。有些人认为这会让作者太出风头。但我觉得这样更好。以前的社会相对狭隘，权威话语清晰统一，而现在社会更加分裂多元，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每个人都根据自身的利益说话，所以知道是谁在说就变得很重要。

卡尔·米勒似乎很看重作者的忠诚度和独家性，约翰·萨瑟兰给TLS写稿被他发现以后，他立刻发飙：“听说你又向TLS投怀送抱了。”如果您的作者为其他刊物写稿，你会有意见吗？

维尔梅斯：我也不喜欢他们给别的刊物写稿，当然我这观点可能并不客观。我认为刊物应该有自身的身份认同，如果我们的作者在各种地方到处写，那刊物之间就没有差别了。

您怎么让作者知道您的想法呢？

维尔梅斯：嗯，这也是个问题。毕竟我们并不拥有这些作者。让他们别给其他刊物写稿听起来太小家子气了。每次我忍不住跟他们说了以后，都觉得挺尴尬的，宁可自己啥也没说过。

你们是英国唯一一份还会发表长文章的书评刊物吗？

维尔梅斯：在英国，是的。TLS现在会发些相对长点的文章，大概每期有那么两三篇。但我们是唯一一家一直发表长文章的。《新左派评论》也发表很长的文章，但它是另一种类型的刊物。

现在的英国报纸充斥了过多的个人专栏。那些写专栏的，习惯拍拍脑袋，随便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而读者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这些专栏作家仅仅提供个人意见，而并不习惯去建构一个论证。专栏从来不会很长，可能就八百个词。从我入行至今，评论文章的标准有所下降。现在美国可能比英国好一点，但以前都是倒过来的。

佩里·安德森认为《纽约书评》试图影响公共政策，而《伦敦书评》则不。

维尔梅斯：他这么说是因为美国是帝国主义力量。英国发生什么，总体来说无关紧要。这两者的区别反映在了这两份刊物及其影响力上。我们有些文章会提醒读者注意那些平日不太关心的世界大事，或是提醒他们用不曾想到的方式去思考。前不久还有一个在澳大利亚的人告诉我他不读《纽约书评》，因为里面讲美国的内容太多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正因为英国在世界上无足轻重，我们的刊物里也就没有多少关于英国的事情。有些人会喜欢看。我认为刊登有关英国的文章很重要，但找个能写英格兰的人要比找个能写美利坚的人难多了。真遗憾。

您通常把《伦敦书评》的政治立场描述为“中间偏左”，但其他人常常认为你们很激进。为什么会这样呢？

维尔梅斯：可能因为我们的质疑比较多一些，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不那么在意大众观点。比如，我们一直非常激烈地抨击以色列。我本人是犹太人，但我对以色列在其强占的领土上所做的种种坏事感到强烈不满。可悲的是，只有犹太人才比较容易可以这样批评以色列。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批评它的权利——毕竟以色列应该和别的国家一样。

其他犹太裔知识分子怎么回应您对以色列的观点？

维尔梅斯：理智上很多人都同意我，但在情感上可能比较难。恨我的人说我很邪恶。

您认为一份书评刊物应该有比较强的政治立场吗？很多主编可能会倾向于平衡左右、价值中立。

维尔梅斯：我不认为这里应该有什么定见。我们的读者最常抱怨的是：《伦敦书评》号称自己是“书评”，但有时候一期里十二三篇文章只评了六本书。这就很难辩解，我们只能回复说：“嗯，您说的有道理。”有时候他们也确实会抱怨我们的政治立场，但本刊已经这样很久了，所以读者也不太会大惊小怪。

说到抱怨，最近有位《卫报》女作者公开退订《伦敦书评》，因为女性作者太少。您觉得性别比例是个问题吗？

维尔梅斯：嗯，我能理解人们应该要考虑这个问题。我也能理解女作者比男作者少的原因。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从一开始的教育传统就重男轻女。其次这也是个社会期望的问题，女人要照顾孩子，她们非得做个好妈妈不可（这总被视为头等大事），接下来就是做家务、做饭，还有打扮。所以她们发觉很难挤出时间干别的。男人说，我要写文章：告诉全世界我在想些什么，叫我的名字熠熠生辉，不论前面有什么艰难险阻，我都会义无反顾。女人说这话就没那么轻巧。她们既没有时间，也没那么决绝。除此之外，在英国大学里所谓的REF（编按：即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这一“研究代表作”制度取代了之前的“研究评估考核”制度）占去了学者太多的时间。你要为院系挣得一定的分数，而在《伦敦书评》上发文章不算分。这种情况下女人当然又要比男人更有心理负担，她们可能更倾向于给能算分的学术期刊写文章。反正这种情况在哪儿都一样，除了跳芭蕾的，女性总是少数。

我记得您在哪儿说过您喜欢“作”女人。

维尔梅斯：我是喜欢写“作”女人的故事。可能我自己也有一点“作”。

您和您的女作者关系好吗？比如希拉里·曼特尔？您有没有参与策划她最近攻击凯特王妃是王室生育机器的文章？

维尔梅斯：哦，希拉里·曼特尔才不需要我。她自己能决定一切。这篇文章搞出那么大动静是很偶然的。它发表后一个星期被《每日邮报》转引了一下，当时凯特·米德尔顿刚怀孕，不太顺，《每日邮报》想找点新闻。《每日邮报》上转什么，就等于人人都看到了，于是大卫·卡梅伦也觉得应该出来为王室说说话。

您倾向于发表那些和您观点相近的文章还是观点不同的文章？

维尔梅斯：《纽约书评》的罗伯特·西尔弗斯说过，他从不发表任何他不赞同的东西。我想说，我从不发表任何我自己不乐意写的句子。我和编辑同事总是花很多时间操心词句。

约翰·萨瑟兰写过一篇关于《伦敦书评》的文章，他提到在一次投稿之后，几个月都没消息。然后他给您打电话，您会说：“嗯，恐怕你那篇文章已经错过好日子了。”这是真的吗？

维尔梅斯：如果是我们约的稿，并且我们觉得这篇稿子不能用，我们会很快就说明。但有的时候，我们约了一篇稿子，编辑校对之后，发现它装不进这一期，也不适合下一期，再一期还不行……有可能过了一年以后我们才能为它找到合适的地方。或者一年以后，我们很不情愿地承认，这篇文章已经错过了发表机会。但这并不经常发生。

是不是文风不对的关系？因为约稿的时候，编辑和作者肯定就文章的主题大致有沟通和共识。如果交稿后文章不合用，可能问题更多的是关于写作风格而非主题？

维尔梅斯：我们约稿时通常会问新作者，你读过《伦敦书评》吗？你知道我们发表的文章是怎样的吗？我们和TLS不一样：为我们写稿不必要列数原书里的每一个小错，也不必不厌其烦地复述这本书的内容。当我们收到文章之后，我们可能会对作者说：如果让我们再多了解些这一方面或者那一方面，就更有意思了，你能就此再谈谈吗？有时候美国的书评作者会忘记他们是在为英国读者写作，你就得提醒他们。

在您看来，所谓的完美评论存在吗？

维尔梅斯：有时候我会说：“这真是篇完美的文章！”不久前我还说了这话。我以前从来没听到过这个作者的名字，他写的是摇滚乐。同事转给我这篇文章后，我觉得它棒极了。有时候一些人能写非常好的句子，但他们说不出什么东西。而这位作者，他风格和思想兼具。

《伦敦书评》发表过的最有争议的文章，是关于“9.11”那期里提到的“美国人罪有应得”吗？

维尔梅斯：所有人都忘记了，那位作者其实说的是：“人们会以为美国罪有应得。”也许大家还记得这篇文章的原因正是很多人的确认为美国罪有应得。我个人认为最有争议的文章是讲以色列游说团的，但当然，它只在，或者说主要在，犹太人中引起争议。“9.11”的文章在当时令人震惊，但现在我想几乎没人还会记得它了，而以色列游说团的文章，不喜欢它的人还是不喜欢。

您觉得争议性对一份刊物来说是好事吗？

维尔梅斯：反正不是坏事。你知道，说“有争议的”话一定得有个理由：它一定得是必须说的话。否则你就纯粹是为了博眼球，这会让人鄙视。如果你发表一篇可能会冒犯人的文章，那是因为你也认为这篇文章所说的话是需要说的。在“9.11”发生之际，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时刻，我们需要就此说些什么。可能我们发表过的最重要的、毫无疑问也是最长的文章，是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