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宪
今年以来，中纪委先后通报了22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典型问题，其中，公车私用的问题最严重。近日有媒体对中纪委及各地公布的120起事件和问题进行样本统计，也发现公车私用问题占比最大，共31起，其中公车私用酿成交通事故的比例约在40%。
公车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共识。然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在思路和举措上，各方有较大差异。
公车私用历来是党政机关治理的难点。有关部门在监察公车私用问题时，往往采用实地走访、现场记录、拍照、录像等治标方式，效果并不理想。近日，中纪委表示，将试点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GPS定位等制度，加大惩治力度。新华社随即追问：曝光、公示、监控——种种“药方”对于沉疴已久的公车腐败现象能否奏效，公车改革这个“大手术”将如何有效推进？
基于中国国情、发展阶段和历史文化等考量，对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特别是反腐败的过程中，总体采取先治标后治本、标本兼治的策略，我深表赞同。但在公车改革的问题上，我的判断是，现在已经到了集中治本的阶段。
形成这一判断的主要理由是，尽管目前一些中高级干部在医疗、用车、住房等方面享有高于群众的权利，需要逐项改革，但公车最为直接地横亘在干部与群众之间。公车改革的话题已谈论近20年，在各地也有一些试点，但最终基本没有变化。联系现在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可以肯定地说，在各项“铺张浪费”中，公车浪费格外严重，公车私用是“享乐主义突出”的典型表现，公车超标则是“奢靡之风严重”的最好注解。如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如果解决不了这些与公车有关的问题，那么，就很难说它取得了伟大成绩。
而且，我认为，现在进行公车改革的条件也比以前更成熟。这是因为，现职的领导干部大多比较年轻，就其年龄和收入而言，成为自驾一族不会有什么问题。在国外，能享受公车上下班的官员，一般只是很小一部分。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再为广大干部，尤其是新生代的干部，养那么多公车和司机。曾有人将公车改革的阻力归纳为两点：一是待遇论，领导干部往往会有一种思维，认为达到一定职务就该享受一定待遇，应当使用公车；二是安全论，很多人认为，领导干部想的事情多，又做事又开车，不安全。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待遇是通过收入体现的，收入外的待遇要尽可能减少并严格管理。至于安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国外开车上下班的官员发生事故的概率大于其他人，所以这个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那么，治本从哪里开始？首先，认真执行自1994年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的《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及其他相关文件，包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制定的相关文件，要按照这些文件中的各项规定先行落实。在这一过程中，再结合现实情况，制定新的公车配备、使用和管理规定。
其次，公车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取消公车中的“专车”。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配备专车的规定，各省市自治区也要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相应标准，将那些不符合配备专车要求的公车先行集中管理，一部分通过拍卖退出，另一部分用于各种必要的公务活动。
再次，如果说取消专车的改革主要针对存量，那么对公车的增量更要采取严厉的管控措施。现有相关政策措施已对公车新增做了一系列规定，但要从治本的角度推进改革，就要采取釜底抽薪的做法，使公车的增量降到最低限度。
与此同时，还要将这些年来因公车改革而形成的“车补”（即所谓货币化模式）纳入改革视线，进而解决由此产生的新的分配不公问题。这也是公车改革治本之策的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开展这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目前党内存在着不符合为民务实清廉要求的问题。公车私用、公车超标等问题显然在此之列。这些问题严重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严重损害党和群众的关系、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必须认真解决。对公车问题，应当上升到这个高度来认识，进而采取治本的综合措施认真解决。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执行院长）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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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