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馆

王振忠

此前赴闽南参加“寻访海国文明”的学术研讨会，顺便回了一趟福州老家。

9月底的榕城，天气渐凉，空中下着濛濛细雨。上出租车后，我对司机说：到琯后街。司机听罢愣了一下，问我上哪？我重复一遍，接着又补充一句：在南公园一带。哦！——司机是个五十开外的人，他忙说：知道！知道！然后自言自语道：好久没听人说起这个地方了……

上午八九点的福州，堵车是常事，司机为了赶时间而东奔西突。沿途掠过车窗的，不少皆是颇为时尚的地名，许多地标不是佶屈聱牙的洋品牌，便是剿袭北京、上海的大店名称……不久，司机将我带到国货西路，指点我说沿着路边的小巷进去，便是琯后街。我依言顺着小巷走入，一眼就看到周遭屋墙上刺眼的“拆”字。其时小雨初霁，阳光洒落在湿滑地面上的光影忽明忽暗，沿途榕荫下，仍可见一两间残破的“柴栏厝”（老福州传统的木结构）。路边有对老夫妇在卖猪肉，还有人支起简易的小摊磨刀、修车，……虽然拆迁在即，但或许安常是福，小巷里的日子仍如往昔一天天打发。走到尽头，竟发现此处原来是琯前街，前路不通，于是便随口问了一位路过的老者。那人用福州话告诉我：回头走，待看到一段石板路面后，走到中段，再朝左拐，从中间穿过去就到了。末了，他还找补了一句，说现在周围在拆迁……

顺着老者的指点，我走过一片残垣断壁，踏着遍地的瓦砾，看到了颇为显眼的“柔远驿”。不过，柔远驿左边的一幢房子外墙已被拆毁，裸露出的内部梁架一览无遗，其中的正梁柱上，依稀可见“福曜常临”的墨迹。在我看来，此一用语雅有古意，似乎昭示着房屋颇有些年头。透过倒塌的围墙，我还看到不远处残存的马鞍墙，这是福州传统建筑的一个特色，与此前时常在徽州见到的那类五岳朝天式的封火山墙极不相同。

“琯”原是古代用以测候天气的玉管，唐代诗人杜甫有“吹葭六琯动浮灰”之诗，据说是指将苇膜烧成灰，放在律管内，到某一节气，相应律管内的灰便会自行飞出。在福州，地名中的“琯”字并不少见，一般多用于地名的雅化。琯前街、琯后街中的“琯”，也就是“馆”字之雅化，此二处皆以琉球馆而得名。

琉球馆，正式的名称叫“柔远驿”。明朝成化年间，市舶司自福建泉州移置于福州，设立了附属机构“怀远驿”，后改称“柔远驿”。“柔远”二字，取自《尚书·舜典》中的“柔远能迩”，寓意是怀柔远人，以示朝廷对外邦的安抚。当时，柔远驿设立的地点，在福建省城水部门外的琼河之口。关于这一点，琉球官话课本《白姓官话》中，有一段对话提到：

那里有琉球公馆一所，名字叫做柔远驿。船到的时节，把那贡物、行李、官员人等，都进馆安歇。驶船那些人，都在船上看守。府院题本，等圣旨下来，到七八月间，这里差去的官员，收拾上京，到十二月，才会到京，上了表章，进了贡物，还要担［耽］搁两三个月，到来年三月时节，才得起身回福建。等到七八月，只留一位存留通事，跟从几个人，在那里看守馆驿，其余各官人等，都上接贡船回国。读书、学官话那些人，爱回来不爱回来，这个都随他的便，是不拘的。

《白姓官话》一书是山东登州府商人白世芸漂流至琉球时为通事郑氏所编写的一部富有故事性的会话课本，该书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经由福州老儒林启升校正而成。

在帆船时代，东海的船舶贸易主要依靠信风。自每年四月迄至十月，中国沿海刮着从西南吹来的信风；而从十一月到翌年三月，则盛行自东北而来的信风。由于纬度和信风的关系，琉球船只漂到中国，以福建沿海特别是福州一带最为合适。当然，除了纬度的关系之外，当时之所以在河口设立驿馆以贮贡物、停使节，与当地同琉球国的天然联系密切相关。

早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太祖朱元璋鉴于琉球国造船航海业十分落后，难以与大明保持密切的朝贡关系，遂无偿向琉球援助海舟，并另赐“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这三十六姓，都是福州水部门外河口一带的居民，他们世代以操舟为业。此后，凡进贡、接贡、请封、迎封、谢恩、报丧、报倭警、庆贺进香、护送中国难民等，皆由三十六姓的后裔——琉球久米村人具体承担。在琉球，久米村闽人后裔之聚居区称为“唐营”，在我想来，可能是因“营”的读音与福州话之“荣”字发音相同，故亦称“唐荣”，此种官话与方言的巧妙转化，意欲彰显作为“唐人”身份的荣光。

弘治十一年（1498年），福建的督舶内臣在河口尾开凿了人工河道——“直渎新港”，藉以直通闽江，使得河口一带经由闽江可以直接汇入东海，进而与浩瀚的海域世界联为一体。此后，“百货随潮船入市”，交通变得异常便捷。及至清代，河口一带仍是琉球商人集中之地，故老相传，当贡舶往来之际，泉货流通，财源充积，河口及新港沿线市肆繁盛，曾为全城之冠。

如今，柔远驿位于台江区琯后街21号，为“福州市对外友好关系史馆”。据说，当年的驿馆规模，远比现存的柔远驿建筑大十几倍，驿馆门上挂着“海不扬波”的匾额，门前立有清代地方官府镌刻的保护柔远驿碑。大门对面天后宫后向左右两侧，为土地祠和崇报祠。此外，附近还有一幢十间排的木结构二层楼屋。康熙年间，琉球著名学者程顺则在《河口柔远驿记》中指出：“驿设于福建省城水关外琼河之口，所以贮贡物、停使节也。”程顺则据说也是闽人三十六姓的后裔，他在琉球声名显赫，被当地人尊崇为“名护圣人”。在他笔下的“水关外琼河之口”，亦即城东南水部门外的河口地区（今水部太保境）。程顺则曾数度入闽，他的《河口柔远驿记》一文，收录于其人编纂的《指南广义》中，后者是有关琉球入贡中国的行旅指南，其中详细描摹了自那霸至福州的来往海路程。此外，程顺则还作有一首《琼河发棹》诗：

朝天画舫发琼河，

北望京华雨露多。

从此一帆风送去，

扣舷齐唱太平歌。

此处的 “琼河”，亦即福州的柔远驿之所在。在清代，不少琉球人都作过类似的太平咏歌，其出发点也都是琼河，诗歌抒发了从柔远驿启程前往北京朝贡的历程，以及彼时彼境心驰阙下、瞻天仰圣的心情。

道光十九年（1839年），前往广州查禁鸦片的福州人林则徐，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正月二十六日，……夜作家书一封（巳字第二号），托琉球馆信局带闽。”这则日记，一般认为是“柔远驿”之俗称的最早记录，换言之，至迟到十九世纪中叶，柔远驿便已有了“琉球馆”的俗称。

1947年，著名的社会经济史家、福州人傅衣凌教授，曾赴水部河口一带调查琉球通商史迹。当时，有位曾为琉球人看病的名医讲述：晚清琉球贡舶带来的干贝、土木胶、蕲蛇、假肚鱼等商品，均不得自由买卖，必须交由十家球商承办。当时，柔远驿附近建有琉球商会馆，因内祀天上圣母（即湄洲妈祖）而别称为“琼水球商天后宫”。

在清代，虽然曾规定琉球人每两年一贡，但在实际上，因与中国贸易具有厚利可图，琉球人几乎是年年入贡，进贡的人数通常都不少于一百五十人。在进贡的使团中，除了少数贡使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前来贸易的商人和留学生。他们所带来的贡物和商品，被指定堆放在进贡厂内，不得自由买卖。其中，除了一些贡品择期取道北上京师外，其他的则指定由闽人三十六姓后裔在河口开设的十家球商承办。与此同时，福建地方衙门还规定：琉球贡使或商人不得在中国自行采买商品，举凡木材、丝绵、细绢、铁货、瓷器、缎匹、药材、茶叶、漆器、白糖、沉香、锡器、徽墨等，均须由经官府许可的上述十家球商从全国各地代为买办、批发。因此，这十家球商实质上就是中国政府特许的牙行，其性质与广东的十三行极相类似。对此，傅衣凌先生指出：“当贸易鼎盛之际，河口商贾云集，一般商人依赖十家球商而生，或代他们前往天津、江苏各产地采运木材、丝货者，颇为不少。”关于丝货贸易，琉球官话课本《学官话》一书的记载颇为生动：

老爷的钧谕，着琉球们收买官丝，琉球敢不遵命？那丝带黄色，是不堪用的，价钱又太高，琉球们故不敢买。瞒不得老爷说，我们敝国的法令是重的，若丝买得不好，价钱又买得贵，回国之日，我们的性命都是难保的。如今没奈何，只得来求老爷，体朝廷柔远之德，把丝换好的，价钱公平些，琉球们才敢买……

《学官话》大约成书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在明清时代，由于朝贡贸易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历来就存在着强买强卖的弊端。李鼎元于清嘉庆五年（1800年）充任册封琉球副使出使琉球，他在《使琉球记》中曾指出：前明谢杰（福州长乐人）充当册使时，随从中有他的舅子携带有数百条网巾。等到了琉球，后者才发现当地人无论冬夏都只戴一冠，网巾根本派不上用场。这位舅子只得找谢杰想办法，结果，该钦差大臣为了能将网巾顺利地推销出去，竟公然声称：“中国以戴网巾为敬，如册封日有不戴网巾者，以不敬论！”迫于此种淫威，琉球人只得忍气吞声，勉强将之悉数购买，所以当地父老相传，“遇事有以声势强派者，谓之 球人戴网巾 ”。由此，我们或许就不难理解上揭对话中的第一句：“老爷的钧谕，着琉球们收买官丝。”而在随后的贸易中，琉球人反复挑剔丝货的质量，这当然也不排除是在历来吃尽苦头之后的本能反应——以吹毛求疵寻求压价。

关于在福州的中琉贸易，《学官话》中还有不少记载。例如，琉球人逛书店买书，买武夷茶、松萝茶之类的对话。成书稍早于《学官话》的另一种琉球课本——《官话问答便语》中，亦有类似的逛书店买书，以及钱铺老板与琉球人的对话，其中颇多讨价还价的内容。另外，《广应官话》中的一些对话，人称某某，答曰云云，其内容也都与琉球人在福州的贸易有关。例如，书中的“衣服门”就有如下的对话：

这几时天气热了，我同你到布铺去看。

有上好顶尖的永春夏布，买几匹来，做两件夏布衫穿。

我看那永春夏布又窄又短，不如买那大田顶尖的夏布，又长又宽，更好那永春的。

一尺要十二个钱，买几丈来，做件长衫，剩的做件短的，不更好么？

又要做个汗褡才好。

做汗褡，要买闽清葛去做才好。

广葛不更好么？

广葛太细，做汗褡可惜了，只好做袍子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