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定理和庇古主义视角下的拥堵问题

也许现在已经到了重拾庇古主义的时候了，应该让消费从“本能”和“市场”的层面，重新回归到确保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基础上来。

李志青

日前，北京市环保局发布《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重点任务分解》，其中首次明确，北京市交通委和环保局将牵头研究制定征收交通拥堵费政策，以此来治理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受此措施等因素触发，社会上一度传言近期就将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征收拥堵费的政策。而后国家环保部相关部门负责人出面辟谣，否认了拥堵费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说法，并称不可能在各地一刀切地征收拥堵费。

尽管现在看来，所谓在全国推广征收拥堵费的新闻属于一个“乌龙”，但不得不承认，在如何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政策方向上，公众的神经极为敏感，他们的担忧在于，这会不会又是一个收费的由头呢？

如果将城市道路出行和使用当作一个产品式的服务，那么，在市场化的制度安排下，交通拥堵的最直接源头便是“供不应求”，由此出发，我们便很容易将缓解拥堵问题理解为“成本”或“价格”问题，但事实上，由于交通从属于城市生产和生活，其“供求”的数量也与城市人口及规模密切相关，而绝非价格因素所能左右。这是其一。

其二，城市的规模扩张必然会带来交通拥堵问题吗？也不一定，世界上同样规模的城市，它们的交通状况有好有差。因此，除了城市规模外，城市的结构和规划是否合理也是决定交通状况的变量，从这一点开始，由于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周期使然，城市交通状况开始出现锁定效应，即在一定时期内受制于现有的结构而无法调整。

其三，如果说城市结构和布局仅仅是锁定了交通出行的供给端，那么，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方式则又锁定了交通出行的需求端。我们本可以主要依赖于公共交通来扩大城市交通的可能边界，但为了照顾到GDP，不得不走了依赖于汽车产业发展的增长模式，因为汽车产业可以带动诸多产业的发展。这样一来，无论是从供给还是从需求上，我们的城市交通状况便已被牢牢地锁定了，拥堵是必然的结果。

针对这样的交通锁定效应，我们可以怎么办呢？除了长期宏观结构调整之外，短期内，也可从微观制度入手，其中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强化市场作用的科斯定理，二是突出政府作用的庇古主义。

经济学家科斯在近期刚刚逝去，他留下丰厚的经济学思想遗产，其主要成就被学界概括为“科斯定理”。就拥堵的治理而言，科斯定理同样有着很高的应用价值。要点有二：一是降低交易成本，创造市场，让“出行人”可以自由“进出”交通市场，即他既可以选择不同的交通方式，还可以选择不同的居住场所；二是明晰产权，提供法律保障，具体到交通拥堵上，应赋予“出行人”明确的道路使用权，并使之得以“流动”起来，可以进行售卖。在科斯看来，如果上述两个条件都得以满足的话，那么拥堵问题将不治而解，为何呢？因为市场会自行为道路使用权确定一个足以清空所有造成拥堵的过度交通需求的价格出来，也就是有的人将因为可以支付这个价格、购买道路使用权而留在道路上，而有的人则因为这个价格而选择离开，将其道路使用权售卖出去，并获得相应的回报，他可以继而选择用其他交通工具来取代私人交通。

问题在于，这样的一幕并未如期发生。是市场不够完善和自由？抑或是产权界定不够明了清晰？

事实上，从城市的不断扩张来看，城市在快速地吸纳着人口，这至少说明，城内外的流动仍是得到一定程度保障的，尤其是对于尚未内化到城市户籍制度中的那部分人群而言（他们之中有车一族也不在少数），他们流入和流出城市都是相对自由的，而汽车消费市场的火箭式膨胀似乎也在说明，城市的确在最大限度上维护了有车一族的各种权利，包括其道路出行权。那么为何市场仍无法创造科斯眼中的这样一个理想流动呢？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干扰着科斯定理的成立呢？

最主要的因素其实也不难推定，即科斯定理本身存在一个最大的局限性，那就是包括科斯定理在内的所有基于边际计算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无法彻底克服社会经济发展在“资源环境”上所面临的巨大约束，而正是这样的约束划定了“效率”增长的边界，在此边界范围之内，科斯定理完全有效，而一旦越过这个边界，便无法确保科斯定理的有效性了。

值得注意的是，致力于解决外部性问题的科斯定理，恰恰正是在否定其理论“宿敌”庇古主义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早在9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庇古认为，之所以会产生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外部性问题，根源在于社会外部成本的存在，而要根除私人活动的外部成本，便需要政府的介入，以税收等强制形式来实现全社会外部成本的内部化，而不论其是否愿意以“退出”的方式来规避税收。

这一点与科斯定理大为不同。如果说，科斯定理侧重的是通过市场和产权来相对地提高效率，从而以扩大生产边界的方式来做“增量”的话，那么庇古主义则是侧重于通过税收制度来绝对地打击“外部性”行为，从而实现既定生产边界范围内的“减量”生产和消费。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也许在90年前，庇古将其分析重点落在有限资源环境条件下的“减量化”上，这似乎未能符合后来随着科技大发展而形成相对较为宽松的资源环境条件的状况。然则，到今天，我们实际上已经清楚，随着消费的无意识膨胀，资源环境生产边界已经不断迫近木桶中那根最短的木棍，这可以是资源的紧缺，也可以是环境的污染。

就此而言，也许现在已经到了重拾庇古主义的时候了，应该让消费从“本能”和“市场”的层面，重新回归到确保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基础上来。否则，类似于拥堵的交通问题将会很快从城市蔓延出来，从而让我们继续体验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另一种“短缺经济”。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