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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与红色革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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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8月13日出版的总第63期P13

熊月之

复杂的社会结构

华洋混处、五方杂处是近代上海社会结构重要特点。

上海租界自1854年以后,即处于华洋混处状态。上海外国人口,1915年超过2万,1925年超过3万,1931年超过6万人,此后几年保持在六七万之间,其中大部分为欧美人。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大批日本人涌来,上海外侨总数迅速膨胀,1942年达到高峰,超过15万人。这些外侨国籍,最多的时候达58个,包括英、美、法、德、日、俄、印度、葡萄牙、意大利等。二次大战结束后,尽管日侨、西方侨民大批回国,但上海外侨数量依然相当可观,到1949年底还有近3万人。近代上海,是中外混处程度很高的社会。

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斗争,一个重要特点,是与国际人士有广泛的联系,包括共产国际、欧美进步人士。维经斯基、马林、斯诺、史沫特莱等人,能够比较自如地进出上海、生活在上海,很大程度上由于华洋混处。

1927年8月,宋庆龄秘密前往莫斯科,其手续由美国友人、英文报纸《人民论坛报》的主编普罗梅帮助办理,也是在普罗梅的护送下离开上海的。

离开的情形:(1927年8月22日)是日早上3时30分,宋庆龄由雷娜·普罗梅陪同,悄悄地离开莫利爱路寓所,乘上预先停在路旁的一辆苏联总领事馆的汽车。她们与陈友仁及其两个女儿和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长吴之椿在黄浦江边两个不同的地方分别乘上两艘机动舢板,转驳到苏联货船上。一起上船的还有一个俄国人。

美国人、苏联人、中国人、外交官、汽车、机动舢板诸多元素集合在一起,这在其他城市是很难想象的。

最能突显华洋混处给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活动带来方便的,是牛兰夫妇案件与左尔格情报网的建立。

牛兰是俄国十月革命时攻打冬宫的指挥官,1928年被共产国际派到上海,秘密建立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联络站。为便于开展活动,牛兰夫妇持有多国护照。他以“大都会贸易公司”等3家公司的老板身份做掩护,登记了8个信箱、7个电报挂号,租用了10处住所。共产国际通过秘密渠道,将援助亚洲各国党的资金汇入该公司。据记载,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资金平均每月达2.5万美元。1931年6月,牛兰夫妇被公共租界警务处逮捕,后被引渡到南京。由于宋庆龄、鲁迅、高尔基、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众多国际著名人士公开声援,牛兰被判处无期徒刑,没有被处死,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前夕逃出监狱,在上海生活两年,然后回到了苏联。

作为国际红色间谍,左尔格于1930年来到上海,很快建立起一个谍报网,其成员包括军事顾问、无线电报务员、电报译码员、摄影师、作家、学者,有德国人、波兰人、美国人、俄国人、爱沙尼亚人、日本人与中国人。到1932年8月,左尔格在中国的情报网已发展到近百人,共发回莫斯科597份急电,其中有335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国工农红军或中华苏维埃政府。

正因为华洋混处的奇特格局,上海才能产生像中西功与西里龙夫这样特殊的红色间谍。他们二人都是日本人,都在上海的日本学校东亚同文书院接受教育,受到共产党人影响,加入共产党,成为左尔格领导下的国际红色间谍网中的骨干,为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上海移民通常占总人口80%左右。这些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内以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湖北、福建、河南、江西和湖南诸省为多。这样高比例、多来源的移民人口,为外地文化在上海立足、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土壤。从晚清到民国,上海会馆公所的数量,少的时候有五六十个,多的时候有二三百个,为各地移民提供安排住宿、介绍工作、排解纠纷、防病治病、购置棺材、联络乡谊等服务,有的还提供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

近代上海没有严格的户口管理。清末地方自治时,上海参事会下设户政科,户政科下设户籍、地产、收捐三科,但户籍管理方面没能实际发挥作用。北洋政府时期,上海先后于1920、1924、1925年进行过户籍调查,但不全面,也不精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年,上海进行过比较全面、细致的调查,但仅是调查而已。汪伪时期,1938年进行户口复查,1939年实行保甲制度,颁发市民证、居住证。1943年以后,因物资供应紧张,实行粮食配给,上海户口才开始与经济利益挂钩。1946年以后,上海重新实行保甲制度,发放国民身份证,并按证配给粮食。但是,对于来沪人口仍然没有限制,平时也没有警察上门查户口的制度。

五方杂处,不查户口,使得近代上海社会更具有异质性、匿名性与流动性等特点,为中共领导的秘密斗争提供了比较理想的场所。

1923年,毛泽东在上海,住在闸北香山路公兴路口的三曾里(今象山路公兴路口)中央办公处。他在这里住了近3个月,对外以“报关行”职业为掩护。这所房子住了3户人家,即毛泽东、杨开慧夫妇和孩子,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和孩子,还有罗章龙一家。三户人家都是湖南人。这是当时上海通行的散中有聚的居住方式,即来自同一地方的人习惯于集中居住同一个地段或同一幢房子里。

以打麻将的名义举行会议,是陈独秀进行地下活动的惯用方式。郑超麟回忆:

(陈独秀等人)常开会的地方是宝山路南边某同志家里,大多夜里开会。有一夜,向警予说,很晚才开完会出来:弄堂里,独秀一面走,一面说:“他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束一定有,但总不出来……”直到看弄堂的开了铁门放我们出去之后,他才不谈牌经了。[作者注: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21页]

城市空间大,人口高度密集,居民相互之间比较陌生,为时常变换身份、转换住处、进行隐蔽的斗争提供了便利。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中共在上海的地下活动曾规定一条原则,即机关社会化,党的各级机关都以商店、住家、医院、写字间等形式出现,住留机关和来往机关人的穿着、语言、活动等,必须符合公开身份的要求。住家要夫妻二人,进进出出的人也不能太多,商店来往的人可多些,与国际接头的机关是古董店,外国人来往不易引起怀疑。周恩来、向忠发的公开身份都曾是古玩商;邓小平的公开身份曾是商店经理,在浙江路清河坊开设一家烟纸店。毛泽民、钱之光等领导的中共秘密印刷厂,从1931年春到1932年冬,更换了5个地方。

那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机关设在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就在繁闹的天蟾舞台后面,楼下是一家生黎医院,楼上挂着“福兴字庄”的牌子。这个机关是1927年冬或1928年初建立的,作为中央常委开会的地方。字庄老板叫熊瑾玎,老板娘名叫朱端绶,都是长沙人。两人原为假扮夫妻,后来假戏真做,结为夫妻。机关设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过很多次会议,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邓小平、邓颖超、陈赓等领导人经常来这里研究工作。李维汉回忆:

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后来,大概由于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才放弃了这个机关。

在上海这样极其复杂的社会里,亲情、乡情、友情、党情、民族情与各种利益时常交织在一起。这也为中共秘密斗争提供了方便。

1929年8月,身为中央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藉以掩护的有两个人,一是他的兄长陈孟熙,时任上海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二是他的一位堂兄陈修和,时任上海龙华兵工厂指导员兼政治部代主任。他们二位给陈毅赶制了一套西装,搞到了一枚兵工厂的徽章。当陈毅与周恩来在新都旅社谈话时,陈修和、陈孟熙就在外间下棋作掩护。身为国民党官员的陈孟熙与陈修和,当然明白陈毅的政治身份,但在这时,亲情胜过了党情。

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是杨登瀛。杨为广东香山人,早年留学日本,1919年到上海,1924年加入国民党,大革命时期为国民党左派,与中共人士关系密切,在五卅运动中结识同乡杨剑虹,成为莫逆。日后,杨剑虹成为陈立夫亲信,杨登瀛得以与陈立夫熟识。1928年,陈立夫负责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杨登瀛成为中统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有一好友陈养山,是共产党员。通过陈的关系,陈赓与杨登瀛建立了联系。杨虽为国民党关键部门官员,但思想上与国民党有一定距离。于是,通过杨的关系,中共党员钱壮飞打入了中统内部,成了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为中共先后获得了何家兴、郝稚华夫妇叛变,戴冰石叛变,白鑫叛变,陈慰年叛变,黄第洪叛变的信息。这一系列关键时刻的关键信息,为中共获取国民党重要情报、惩处内奸,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共对杜月笙的利用,也很能反映上海社会错综复杂的特点。杜月笙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站在国民党蒋介石一边,参与镇压共产党。但是,他的私人顾问杨度,又是共产党员。杨度先前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但在白色恐怖时代加入了共产党。杜月笙慕他之名,聘他为顾问,每月送银五百元,赠以洋房。杨度利用这层关系,为共产党获取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情报。抗日战争时期,杜月笙为抗战做了许多贡献,也为新四军提供了一些帮助。他曾协助新四军建立数条地下交通线,为新四军运送了大量军用物资。他与黄炎培为同乡、至交。黄炎培参加过许多进步政治活动,为蒋介石所忌恨。1947年,国民党特务准备对黄下毒手,事为杜月笙所悉,通报于黄,黄躲过一劫。

至于潘汉年善于与多方面人物周旋、利用多方面关系进行隐蔽战线的斗争,已为人们所熟知,兹不赘述。

像杨登瀛、杜月笙、潘汉年这样具有多方面丰沛人脉、近似于路路通的人物,在上海绝非个别。这正是上海复杂社会结构的产物。人是复杂的,也是可变的,尤其是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上海这样千奇百怪的社会,共产党人明白这点,也尽可能地利用了这点。

共产党的自觉利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上海城市的这些特点,对于中共及其领导的政治斗争的意义,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都有清楚的认识,并加以自觉地利用。

从1921年至1927年,中共中央驻地曾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之间几度迁徙。每次迁徙,都是从当时城市特点、斗争形势出发的。

对于每次迁徙,中共主要领导人与共产国际代表都有讨论。

从讨论的意见看,主张中央机关驻留上海的,主要出于以下一些考虑: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有相对自由的华洋杂处的租界,外国人比较容易出入;上海有特殊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便于与各国和中国各地联络;上海是中国工业中心,是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上海是中国出版业最发达的城市,有利于传播马克思主义;上海有许多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学生与工人有集会的传统,在那里可以从事公开的宣传活动。

基于这些考虑,上海成为中共中央首选驻地。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共产国际在此前已将上海看做远东革命中心。1920年5月,刚成立不久的国产国际便在上海成立东亚书记处,下设中国、朝鲜与日本三个分部。

此后,出于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驻地曾短暂地迁往北京、广州、武汉,但很快又迁回上海。

在讨论是广州还是上海更为合适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局局长维经斯基意见就很不一致。马林认为广州合适,维经斯基不以为然,他说:“我不能想象,中央将如何从广州领导运动,广州与上海、汉口和北京没有铁路交通,而通过海路到上海大约需要走5天时间。建立书面联系也是相当困难的。” 经过讨论,中央委员会认为,“宁愿在上海处于非法地位,也不愿在广州公开活动,因为上海的运动意义更加重要”。[作者注:卢毅,《中共中央早期驻地的变迁》,《百年潮》2012年第12期]

近代上海是各种政治势力都极端重视、极力争夺、尽量利用的地方。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至1949年的28年中,不同阶段与上海的关系不同,但一以贯之的是极端重视、极力争夺、尽量利用,能争夺时尽力争夺(如三次武装起义),争夺不到,则尽量利用。上海对于共产党来说,不同阶段所起作用不尽相同,前12年的重要性自不用说, 1933年以后,尽管中共中央机关迁离了上海,但上海仍然是中共进行地下活动的最重要城市,是工人运动的最大基地,是革命文化活动的中心,是中共冲破国民党封锁、向世界宣传自己的窗口,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城市,是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坚强堡垒。

比如,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是1931年杨开慧逝世以后由地下党从长沙带到上海,安排在大同幼稚园的。后来,毛岸龙病逝,岸英、岸青于1936年被辗转带到莫斯科。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共产国际援助的巨款,是通过上海,然后转运到延安的。共产国际汇来的是美元,美元在中国内地不能流通。中共中央派毛泽民等人到上海,在泥城桥附近办了一家申庄货栈,将援款通过买公债、股票等方式,再分批换成通用货币,或辗转带到陕北,或购买红军急需的物资。红军用的通信设备、印刷器材,也主要是通过上海采办的。这些都是共产党人了解上海城市特点、自觉利用这些特点进行斗争的典型。

邓颖超回忆说:“我们在上海,经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有的长一点,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每住一处,改用一个名字。名字随我们起,二房东只要给钱就行。”最后一句话“名字随我们起,二房东只要给钱就行”,很实在,生动说明上海社会的广阔性、异质性、陌生性对于秘密工作带来的便利性,也说明共产党人对上海城市这些特点的利用得心应手。

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取得革命胜利的,但是,取得胜利的许多必要条件并不是农村能够提供的,诸如进行革命舆论宣传的新型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出版社),军队与军队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新式通信设备(无线电台),现代药品与医疗设备,国际货币的兑换。这些方面,中共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上海(也包括天津等城市)获得了成功。

革命总是在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容易发生和取得成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陕甘宁抗日根据地,都是地处两省或三省交界地区,都是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地区,也可以说,都是国民党统治的缝隙地带。共产党在这些地区发展自己,进行斗争,就是利用了国民党统治力量不平衡性造成的缝隙效应。这与共产党特别重视上海、利用上海城市的缝隙效应,出于同一原理。在这个意义上,上海——瑞金——延安,一脉相承。

但是,上海与那些根据地又有所不同,她能够提供红色政权所必需的、而农村根据地所不能提供的上文所述的特有战略资源与关键情报。因此,上海对于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其重要性是唯一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周知秋编辑,工作邮箱:zhouzhiqiu@wxj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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