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眼中国环球论坛2013年会7月8日至9日在新加坡召开。图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接受新华网专访。
新华网新加坡7月13日电（记者 吴磊 朱永磊 实习生 左昊畅）主题为“换届新动向 转型新挑战”的慧眼中国环球论坛2013年会7月8日至9日在新加坡召开。在论坛举行期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围绕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政策方向这一话题接受了新华网独家专访。
2013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一经上任便面临着诸多棘手问题，中国新政府的改革政策将把中国带向何方受到世界的普遍关注。郑永年认为在当下中国进行体制创新的重要性甚于体制改革。在经济发展层面，内部经济结构的改革是关键。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唯一能够防止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手段，而成熟的城镇化建设则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以下为专访第二部分：
培养新的力量来克服老力量的阻碍
新华网记者：最近“微信”对三大电信运营商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就和现在马云的“余额宝”对抗国有银行是一样的效果。
郑永年：这是一个同样的思路，也是同样一个改革策略，就是体制创新。用新的体制来克服老体制的阻力，通过培养新的力量来克服老的力量的阻碍。因为这个所谓的老的力量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只是他们长大了，要搞垄断了，不像改革开放时的样子了。
其实以后的改革问题我想不仅仅是中国，其他国家都一样。你想想体制改革美国叫了多少年？它也改革不动。奥巴马现在搞一些医疗体制改革没有几千万人也改革不动，日本叫体制改革叫了多少年了，欧洲更困难，所以任何国家都要通过体制创新来推动改革。
新华网记者：体制创新是一个大的趋势和机会，但把金融下放到民间也是有风险的，比如像马云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和国营划等号的，只不过一个经营得好，一个经营得不好，在这方面是否应该有立法或者行政上的具体措施？
郑永年：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西方也做过一点，新力量产生以后，法制要接轨，要到位。中国现在已经在体制改革上吃了很多亏了，比如以前把权力下放给企业这个方向并没错，但是政府没有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管，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着很多产品质量不高的问题，比如毒奶粉。所以这块如果从中国自己本身的经验来说一方面要分权，培养新的利益，另外一方面该考虑怎么样来接轨，并且要两步同时进行的。
具体的措施我想北京方面正在讨论中，至少我想他们现在这个意识很强。比如今年下半年把食品监管和药品监管两块合起来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监管体制，由汪洋副总理来负责。那么金融这一块，我想中央应当对企业的分权更小心，因为它造成的危害会非常大，对它的监管必须到位。
成熟的城镇化建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
新华网记者：现在城镇化的议题很多，有很多学者对这方面问题进行新的定义和再定义，您的观点是什么？
郑永年：中国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现在大概是五千到六千美金左右。如果今后十年、十五年能达到6%、7%的增长的话，那么中国可能在2020年达到一个人均GDP1万到1.2万美金左右的发达社会，再过20年的话可以成为一个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发达国家。
那么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从哪里来？我们刚才说的金融改革也好，其他体制改革也好，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城镇化。因为中国现在城镇人口将近53%，那么按发达国家和经合组织国家来看，这个城镇化达到65%到70%差不多就到顶了。中国还有十六七个百分点，这十六七个百分点可能花很长时间。假如每年有一个百分点的话，就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所以城镇化肯定会推进。
城镇化的陷阱在于地方政府实际上才是城镇化的推动者，而现在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城镇化和我们学者所谈的城镇化可能不重要。现在地方政府在做的一件事是土地的城镇化，由于城镇化时进行大规模的建设需要钱，所以地方政府需要向中央借钱，包括地方上发行债务。这一块弄不好可能会造成一种大规模的土地城镇化，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产生大量的地方债务。
所以为什么前一段时间报道说发改委的初步方案李克强总理没同意，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对地方政府来说还是以经济、以GDP为导向的，土地城镇化这方面，我想已经不符合李克强总理的意图了。以前讲城市化，为什么现在讲城镇化？因为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已经过度城市化了，但二线、三线城市还可以做一些，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城镇化，而在城乡结合部的那些小城镇的建设尤为重要。城镇化的意义就在于假设你一百人不可能有一个医生，一百个人不可能有一个医院，你至少可以先做到一万人、两万人有医生和医院，有其他各方面的公共设施。
我觉得温家宝总理做的很好的一点是新农村建设。城镇化不是消灭农村，因为中国实际上城镇化的高峰期已经过了。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上，中央已经比较成熟了，估计过一段时期他们就会颁布一些城镇化的一些细则。我这次去广东去考察，很多地方就是在建设幸福城区，就是把城镇化理解为农村的现代化，这个观念很重要。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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