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专访陈凤英：全球化市场应多合作少摩擦[2013-07-11]

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在新华网“纵论天下”国际问题研讨会上发言。 新华网 郭小天摄

新华网北京7月11日电（记者 张艺）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10日在美国华盛顿拉开帷幕，双方20多个部门负责人参与探讨涉及政治、安全、经济、金融等各个领域，涵盖双边、地区、全球各个层面的重要议题，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

为了让广大网民了解此轮会谈的情况及相关问题，新华网10日专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所长陈凤英。

陈凤英认为，此轮会谈将格外侧重贸易和投资两方面。在新形势和新情况下，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互为对方的市场，贸易摩擦不能消除，只能减少摩擦，但合作是中美经贸关系的主流，因为谁也离不开当今这个全球化的市场。

新形势新议题

新华网记者：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继两国元首会晤后的又一次高层互动，而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中的重中之重，您认为此次对话将重点在哪些经济领域展开？

陈凤英：第五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肯定会延续之前四次的议题，这次对话依旧会突出经贸领域，主要是贸易和投资这两方面。在这个范围内就会相对展开一些，原来讲贸易比较多，或者说贸易合作，现在说的就是投资保护，因为我们现在明显感觉中美企业相互投资是否享有国民待遇非常重要，所以中美双边投资贸易保护这一议题肯定在本轮对话中会占有非常显著的位置。中美双边投资贸易保护是第一个经贸议题里面比较突出的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保护主义、公平贸易等传统问题，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所以也是新问题。

第二个议题也是我们以前一直在谈论的，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性问题，但这次对话中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性更加具有特殊性。在美国宏观经济复苏、经济可持续性增强，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大背景下，双方的宏观经济怎样保持可持续的协调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说大家在转型期如何保持经济稳定发展、保持经济发展后劲？在这个大框架下，中美双方在本轮对话中会协调很多宏观经济政策，比方说从美国方面来看，财政与货币政策，还有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退出问题，以及美国目前为刺激经济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提高就业等问题；中国方面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拉动内需，利率及汇率的市场化问题，还有资本项目开放、新型城镇化等问题，这次对话双方可能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开展坦诚的对话。

第三个议题，可能是最关键的议题，虽然以前也说过，但这次非常突出，就是金融改革与稳定，或叫金融监管。今年是金融危机的第五年，金融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金融是为稳定经济服务的，在保证实体经济正常运转的条件下加强金融监管，这已经是世界各国的共识了。在这个层面上，美方非常关注中国的金融改革。原因是，美国国内金融危机引发了一场地震，随后进行了多轮改革，而中国的金融改革才刚刚起步，所以很关注中方会怎么做，比如表外理财问题（表外业务是指商业银行从事的不列入资产负债表，但能影响银行当期损益的经营活动——本网注）、地方债务问题等问题。总体来看，这三个问题是原来就已经存在和谈论的，但是在新形势下增加了许多新问题、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对话中要重点关注的新议题。

怎样合作是关键

新华网记者：当前中国正在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美国也给出了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具体时间表，在这样特殊而重要的时刻开展战略经济对话，此次对话与过去四轮相比将有何不同的重要意义？

陈凤英：首先，这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一次承上启下的对话，虽然是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但总体来看其实已经举行了第九轮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一年举行两次，自2006年启动以来先后举行了5次会议——本网注），本轮对话的特殊之处在于，美国奥巴马政府是第二任期，领导和经济班子都已经发生变化，中国则完全是新的一届领导集体，在这种情况下，本轮对话就为双方交流和沟通搭建起一个承上启下的平台。

第二个特殊之处在于，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已进入后危机时代，美国量化宽松政策要退出，中国经济增长在减速，此外西方各国同时都在量化宽松，还有我们的邻国日本（安倍经济学的出现）也是，这个经济环境非常的复杂。所以全球经济现在的情形是:发达经济体肩并肩都已经稳定起来了，而新兴市场经济在经历高增长之后面临结构性的问题，在这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探讨发展，怎样合作、怎样稳定是关键。

第三个特殊之处在于中美都处在转型的重要节点上。中国在转型，美国也在转型，双方都在探索一个符合本国发展特色的道路。经历转型就是经历一次震荡，尤其是对中国而言，当前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稳定性问题伴随而生。所以对于中美来说，转型中的稳定、转型中的发展给我们提出新课题，此时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倍显特殊。

第四个特殊之处就是全球治理已到达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金融危机之后成立了G20等国际多边机制，但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退潮，发达经济体明显对全球治理不那么感兴趣了，有一种各人自扫门前雪，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合作小框架内的感觉。这种态度导致很多问题，比如IMF给我们的份额至今还没有到位，世界银行发展援助的项目没有完全开展起来。所以现在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在后危机时代延续原来G20的架构进行全球治理？习主席在庄园会晤中强调我们应该继续推动G20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

新华网记者：有分析认为，BIT（双边投资协议）将是此次对话中经济轨道对话的重点内容，从2008年至今，中美已经进行了九轮BIT谈判，目前谈判处于哪一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将面临哪些困难和阻碍？

陈凤英：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目前处于关键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从08年开始，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救市，保护主义上升，美国认为我们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抢占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由于金融危机等各种原因，BIT谈谈停停，停停谈谈，到今天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因为当前全球进入后危机时期，中美的力量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中国有钱去美国投资，中国企业也有了走出去的意识，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相互的需要，中美双方都想到对方国家去投资，早日达成协议对于双方投资都是益处颇多的。

但谈判面临的问题不容小视，比如投资准入、国民待遇、审查标准以及投资领域等。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问题可能就是本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亮点。现在谈判中的分歧可能还是在于中国企业在美待遇问题，举个例子说说前面提到的障碍，我们的企业在美总是要面临以安全为借口的审查，美国会对威胁国内市场、影响民众就业的中国企业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设置审查关口，我们的企业就很难进入美国市场。知识产权保护、商业涉密、金融和服务业开放等问题同样也是双方争论的焦点。所以双边投资协定最大的问题就是，投资者准入标准和国民待遇问题，这次对话就是要谈如何给对方一个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

谁也离不开全球化市场

新华网记者：近年来，许多中国的龙头企业比如华为、中兴、三一重工等企业纷纷在美碰壁，美国也多次对我出口产品进行双反调查，您认为，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对于解决这类问题实现公平贸易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陈凤英：华为、中兴、双汇等中国企业“走出去”碰壁，光伏等产品遭遇双反调查，还有知识产权调查等等的问题，都是本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所要探讨和试图解决的议题。首先对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诉说的平台，我说我的问题，你说你的要求；其次，中美战略与经济搭建了一个沟通的机制，这次我们双方各有有二十多个部门前去参加对话，这么多部门短时间内坐在一起可以很好地沟通问题；对话的第三个作用就是协调，知道了误解在哪之后双方共同协商协调提出解决办法，可以放的误解先放下，然后共同订立一些规则以便日后更好地合作。

也就是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能够搭建诉说、沟通和协调的平台，减少摩擦，降低冲突。说减少是因为作为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双方互为对方的市场，摩擦不可能避免或消除，降低冲突、减少摩擦就是我们的目标。80年代的美国和日本，70年代的美国和欧洲都经历过矛盾高发时期，他们的例子告诉我们矛盾是一直都存在的，难以避免，合作是中美经贸关系的主流，因为谁也离不开当今这个全球化的市场。

(原标题：本网专访陈凤英：全球化市场应多合作少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