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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对预期寿命的长期影响：基于中国淮河取暖分界线的证据》的第一作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玉宇表示，该项研究试图解决长期以来难以厘清的空气污染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陈玉宇称，空气污染带来的人体健康成本是巨大的。他表示，类似的研究依然需要，并建议政府通过政策制定、技术研发或税收等手段，促使化石燃料燃烧效率的提高，以减少空气污染。
早报记者 欧昌梅
7月8日，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一则名为《空气污染对预期寿命的长期影响：基于中国淮河取暖分界线的证据》的研究报告（下称“报告”）称，中国北方5亿居民因严重的空气污染，平均预期寿命缩短5年。原因是北方广泛使用煤炭，其导致的污染对健康造成了影响。
这份报告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以及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四位教授联名发表。报告的根据是对1981年到2001年中国官方收集的健康及污染数据的分析。
以往进行此类研究的研究人员多为环境健康领域学者，而此次研究报告的四位作者的擅长领域均为经济学。这四人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玉宇、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宏彬，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Avraham Ebenstein和麻省理工学院环境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其使用了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工具，进行跨学科研究。
报告的第一作者陈玉宇表示，该项研究试图解决长期以来难以厘清的空气污染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陈玉宇称，空气污染带来的人体健康成本是巨大的。他表示，类似的研究依然需要，并建议政府通过政策制定、技术研发或税收等手段，促使化石燃料燃烧效率的提高，以减少空气污染。
中国决策者早已意识到这一点。6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大气污染防治的十条措施。据环保部有关人士透露，专门应对大气污染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正在积极制定中。
另据新华社报道，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昨日表示，影响群众身体健康的环境问题是重点。“应优先解决PM2.5、饮用水、土壤、重金属、化学品等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深化大气污染防治，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提升燃油品质，实施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的有效措施。强化流域和地下水水污染防治。”
周生贤同时指出，“如果发展让好人变成了病人，健康人变成了瘸子、跛子，这种发展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健全的。”
致命的空气污染
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这份研究报告指出，长期暴露于污染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注：PM10到PM100的颗粒物，即空气中粒径小于100微米、大于10微米的颗粒物）每上升100微克/立方米，平均预期寿命将缩短三年。按照中国北方地区总悬浮颗粒物的水平，中国北方五亿居民因严重的空气污染平均每人失去5.5年寿命，污染的代价巨大。
迈克尔·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对英国《金融时报》称，最新研究的部分新颖之处在于，它是根据中国实际污染测量数据，以及中国的实际健康和预期寿命数据进行的，没有使用外推法。
据英国《金融时报》称，此前，有关中国污染造成的健康代价的多数估算，都是根据美国进行的研究推算出来的，但美国的总体污染水平低得多。
空气污染损害健康这一话题不仅在中国很热，在全球范围有诸多研究。
据路透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WHO）称，每年约有200万人死于环境污染，多数在发展中国家。而巴基斯坦卡拉奇、印度新德里、尼泊尔加德满都、中国北京、秘鲁利马和埃及开罗在污染最严重的城市行列。
欧洲环境署专家Anke Luekewille亦指出，即便在欧洲，空气污染也导致人口平均寿命缩短8个月，尽管近几十年空气污染情况已改善。
一份名为《2010年全球致病量研究》（2010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公布的新数据显示，户外空气污染在2010年导致了120万人的过早死亡，接近全球过早死亡总人数的40%。这篇文章于去年12月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上。
而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国污染代价》（Cost of Pollution in China）指出，在中国，每年有35万到40万人因户外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据称，这项研究是世界银行（World Bank）在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协助下完成的，后者是环保部的前身。
因果关系的论证
人们对空气污染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已达成共识，但如何通过科学的方法来验证这一因果关系，陈玉宇认为“这并不容易”。
据同为论文第一作者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宏彬介绍，由于研究需要大量高质量的污染和健康数据，且数据收集难度颇大，此项研究耗时近五年时间。
报告研究团队收集了1981年到2000年间淮河南北90座城市每日的总悬浮颗粒物浓度数据，并通过中国疾病监控系统（DSP）数据计算了1991年到2000年上述城市的各年龄段死亡率、预期寿命和死于心肺疾病的数据。此外，研究者的数据集还包含了相应城市的纬度位置、气温、城市设施、居民收入、教育水平等变量。
据陈玉宇介绍，研究变量在淮河附近的“跳跃”性变化，是论证空气污染与人体健康之间因果关系的关键所在。
研究发现，在中国，随着由南到北的纬度变化，空气污染水平也以复杂的相关关系平滑地变化着，然而在淮河附近，空气污染水平却出现了巨大的“跳跃”。这是由于中国供暖政策南北不同，以淮河为界而划分。冬季大量燃煤供暖使得淮河北岸空气中的总悬浮颗粒物，比相邻的南岸跳跃性地高出200微克/立方米。
研究者同时发现，与空气污染的突变相对应的是，同时期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数据也在淮河南北两岸表现出明显的跳跃，北方居民比南方居民少5年之多。
“实验室的研究是把小白鼠分成两组，一组被污染空气熏，一组被没有污染的空气熏。然后看它们的健康状况，健康状况的差异就是污染空气带来的因果影响。”陈玉宇解释说，通过淮河这条线把淮河南北的人群分成两组，类似于实验室研究。
陈玉宇强调，研究并不是假设淮河南北人群的生活习惯、营养水平、锻炼习惯等因素是一样的，研究方法成立的假设前提是，观察不到的影响健康的因素只要在淮河南北的变化是平滑的、连续的，可有差异，只要不发生跳跃性变化，研究方法就是有效的。
在研究中，研究团队采用的是在劳动、财政和发展经济学等范畴常用的间断点回归方法，这种方法强调的是诸多因素在由南向北的过程中是一种平滑的变化，相比较传统的多元回归方法，并不需要把越来越多的影响健康状况的因素在回归里控制住。
“污染水平和死亡率在淮河附近发生了 跳跃 ，这说明空气污染是导致预期寿命减少的重要原因。”陈玉宇说，研究数据并不总是充分的，有些影响健康的因素也不容易被观察到，是不容易被控制的。
报告“科学性”的争论
亦有学者对该研究报告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指出，只有PM10以下的颗粒物能进入到人的呼吸道系统，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而总悬浮颗粒物是很粗糙的颗粒物，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PM10到PM100之间的颗粒物的浓度，总悬浮颗粒物跟健康生物学联系比较弱。
潘小川认为，该研究报告得出的结果的生物学依据较差，是比较粗糙的生态学研究。同时，他指出，影响寿命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食物和营养因素，报告中这方面的数据是缺失的。
对此，陈玉宇解释称，研究之所以采用总悬浮颗粒物，是因为中国测控PM10、PM2.5是近十年来才开始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缺乏这些颗粒物的测控数据。同样，营养方面的数据不充分，因此研究也没有采用。
但陈玉宇认为这并不影响研究的科学性，他们的研究在统计学上证明了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了伤害，至于具体伤害到什么部位，该项研究并不需要论证。
这样的质疑也正说明了一个问题，研究的困难在于获得更好的数据。
“中国很多数据零星地分散在各个不同的机构、管理者和政府部门手中，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陈玉宇说，该项研究在方法上借鉴了经济学方法，但还需更全面、更高质量的数据，这样研究者才能得出更好的估计和判断。
“研究并非针对供暖政策”
中国长期以来的供暖政策受到了不少环境学者的诟病，但陈玉宇指出，此项研究并非评价供暖政策本身。
“供暖是造成污染水平发生跳跃的一个因素。”陈玉宇表示，研究团队想要体现的是，目前的污染水平已带来相当大的健康成本。
李宏彬亦表示，供暖是造成空气污染的一个原因，其实背后还是燃煤效率问题。研究的目的在于给政府一个依据，加大环境治理的投入。比如，根据这项研究估计的空气污染对寿命的影响，一个简单的计算表明，每年整个社会愿意至少支付GDP的两个百分点的支出，会使得空气颗粒悬浮物的浓度降低100微克/立方米。
陈玉宇表示，治理空气污染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上诸多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
他指出，当前对空气和环境问题的研究应回答三大类问题。一，空气污染或环境污染带来的成本是什么？二，空气污染和环境污染产生的根源是什么？三，在前述两个问题解决的基础上，应通过什么样的办法和政策以最低成本去最有效率地治理好空气？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大类问题在中国的研究还远远不够。陈玉宇希望借此次研究报告带动更多的研究者以更好的研究方法，收集更多更高质量的数据，更准确地评估出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
陈玉宇说，大气中的PM2.5、PM10和TSP（总悬浮颗粒物）大多来自化石燃料燃烧后排放的气体，政府应设计科学的用煤政策，提高燃煤效率，或通过税收方式抑制污染。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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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