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幼女饿死事件背后

顾骏

6月21日上午，南京江宁区麒麟派出所民警上门走访辖区泉水新村居民乐某家中时，发现其两个分别为3岁和1岁的女儿，已饿死家中。两条小生命最后时刻曾用她们的小手拍着门窗求救。目前，两个孩子的生母乐某因涉嫌故意杀人，已被江宁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经查，乐某现年22岁，有吸毒史，与一男友同居，大女儿系乐某与前男友所生，小女儿为其同现在男友所生。今年2月，男友因吸毒被捕，两个女儿由乐某抚养，但乐某经常外出不归，事发时下落不明，警方经全力工作，才找到她。

对乐某，我们不明白，这样一个已被毒品侵蚀了灵魂、连自己都管不住的人，为什么还享有对两个孩子的“监护权”？数个月里，她经常不归，置孩子于不顾，大女儿光着上身出现在天气尚未完全转暖的社区，小女儿因尿不湿未更换而下身溃烂，甚至饿得趴在马桶边上吃粪。作为家长，不尽监护责任，为什么过去没有受到任何惩处，更没有被剥夺监护权？为什么社区给了乐某每月800元的救助，邻居也给了这个家庭一些帮助，但却没有改变两个孩子被饿死的结局？近年来，孩子因受父母虐待或遗弃而夭亡的事件频频发生，为何不见相关管理制度上有更多改善？

在我国现行制度框架内，从孩子一出生，家长事实上就对其承担了几乎所有抚养和管教的责任，享受着几乎不可剥夺的监护权。不要说作为客观结果的饿死，就是父母将孩子虐待致死，因发生在父母子女之间，也每每“罪减一等”，对父母往往以虐待罪而非故意杀人罪论处，最多只判刑7年。许多时候，尽管被虐待的子女伤痕累累，称得上“证据确凿”，狠毒的父母仍未被起诉。那么，在立法缺失及执法软弱的情况下，单纯的道德谴责，又有什么力量来制止这些无视孩子生命的父母之恶行？

我国当代的立法和司法，在保护未成年子女不受虐待方面，之所以态度暧昧、行动软弱，或许因事情发生在家庭内，因而其性质难以界定。比如有人会说：“教育孩子少不了惩罚，惩罚时打几下算是 虐待 ？”实际上，“虐待”的认定标准不应是个问题。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法律中，虐待子女相关罪名的界定和惩罚都写得明明白白，执行起来毫不含糊，为什么我国的立法者和司法机构面对这些事情就“困难重重”？原因无他，是国情使然。

所谓“国情”，首先表现为国与家的边界始终不清。中国历史上素来把“国”与“家”连在一起称呼，反映的不仅是传统中“国即帝王家”的思想遗存，更体现了“国”与“家”的政治同构。传统文化存在明显且严重的“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现象。在宗法制下，父母可以用“忤逆”或“不孝”的罪名向官府起诉子女，甚至可要求判处死刑，其实质就是“国的家化，家的国化”。

“五四”前后，国人力图走出家庭，建立个人同国家的直接关联。加上近代史上因“一盘散沙”而遭受种种屈辱，国家希望摆脱宗法制影响而建立现代国家，“舍小家，保大家”成为上下共同的心声。然而，“国”与“家”的关系一直未能完全理顺，直到如今，既有像“《婚姻法》司法解释（三）”那样，将家庭长期实行的“同居共财制”强行改为“同居分财制”，以“物权凌驾于人权”的方式，为法官审理离婚案时判决房产归属提供方便的情形；又有立法和司法机构强调家庭成员关系的特殊性，导致在父母虐待子女的场合，对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力的状况。

国家防范和制止发生在家庭内部的虐待儿童现象，客观上有一种最严厉的手段，那就是剥夺家长的监护权，由政府或受委托机构或个人加以抚养。在南京幼童饿死的案例中，乐某吸毒成瘾，本不适合承担监护人角色，其经常不归，幼儿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早已处在威胁之中。对此，本不需邻居每每遇事报警，在我国城市普遍建有居委会，设置有“片警”的条件下，完全应由公权力机构出面，暂时将幼儿保护起来。此案例中，虽有民警定期走访，幼儿死亡也是被走访民警发现，但这样的走访，仍不足以保障幼儿的权利。邻居们也曾找到愿意领养女孩的人家，但因乐某总不露面，而没了下文。

现实是两个女孩被活活饿死。没有机构出面把幼儿保护起来，是因为没有任何机构能强制剥夺乐某的监护权，直接承担孩子的抚养，或把孩子送到愿意收养的人家。没有儿童福利院等机构支持，民警能将两个女孩直接收养在派出所里吗？毫无疑问，社区工作者和社区民警的工作不力，与这两个女孩被饿死，不能说没有一点关联。但在国家缺乏统一且有效的相关管理制度安排的情况下，仅靠社区工作者和民警的能动性，即便能保住这两个女孩的性命，全国各地被虐待或遗弃的孩子的命运也让人无法乐观。

要改写这些孩子的命运，不能靠父母良心发现，只能靠国家在家长不能尽职的时候，为小公民提供托底的保障。但随着一个个幼童的枉死，关于儿童保护的完整立法和有效执法，尚未能达成。饿死女孩的拍门呼救声在这片大地上还会回响多久？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