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之变：从渔村到亚洲发声平台

分享至

为期三天的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于本月8日落下帷幕。13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出席，54场专题讨论，1470多名代表深入交流，这也是历届年会以来规格和规模最高的一次。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在8日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与以往相比，本届年会首次设置了有关非洲、拉丁美洲、欧洲的专题讨论，同时增加了对粮食安全等民生议题的关注。

博鳌，12年前籍籍无名的小渔村蜕变成今日的“中国达沃斯”、“世界会议中心”。这种巨变甚至连海南当地人都感觉“猝不及防”。博鳌声音，世界倾听；博鳌观点，举足轻重，这是今天世人对论坛特征的精辟概括。

12年来，博鳌亚洲论坛已成为海南走向开放、融入世界和提升国际知名度的重要名片。论坛也切切实实带动了当地会展经济的发展。据统计，近年来到博鳌小镇观光游览的国内外游客每年都突破200万人次，博鳌成了中国民间对外打开的一扇窗。

“博鳌是站在东半球的角度放眼亚洲和世界，达沃斯论坛是站在西半球视角，大致上互补，地球就圆了。”博鳌亚洲论坛主要策划人和推动者蒋晓松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放眼亚洲之外

与以往不同，本届博鳌年会将目光投向了亚洲之外，开辟了讨论其他地区重大问题的分论坛，如“非洲：古老大陆的新崛起”、“拉美：新大陆的再转型”、“结构改革：重振欧洲的核心竞争力”、“大选后的美国与亚洲：经济和企业视角”等。

赞比亚总统、芬兰总统以及来自拉美的秘鲁和墨西哥总统，分别就非洲古老大陆的再崛起、拉美新大陆的再转型、重振欧洲的核心竞争力等议题，参加了这三场相关区域的讨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说，现在是中非合作的最好时期。过去10年，中非双边贸易额以年均22%的速度增长，从前年的1600多亿美元发展到去年的近2000亿美元。“照此速度，5年后，非洲会取代欧盟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他大胆预测。

周文重在年会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次专门做了非洲、拉美、欧洲的峰会。亚洲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必须立足亚洲放眼世界，论坛会在今后继续考虑设置以亚洲以外地区的发展为主题的分论坛，给与会嘉宾提供更多沟通交流的机会。

清华大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庆安说，此次年会一个很重要的看点就是梳理在世界经济复兴“前夜”，亚洲能够扮演的角色。

更注重互动和对话

与往年相比，本届论坛更注重互动性和对话性。论坛还特地安排习近平主席与32位中外企业家代表举行了一个小时的互动对话活动。这是博鳌论坛自创办以来首次举办此类活动。

4月5日晚，菲尔普斯、张维迎、胡祖六等五位国内外知名经济学家，就“全球机会与企业应对”等核心话题，向100名亚洲企业家提出创新、多元化、国际化等“六问”，并与企业家张跃(远大集团总裁)、陈峰(海航集团董事长)等展开了生动的对话。

在4月6日举行的民营企业家圆桌会议上，佛山市委书记李贻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次来博鳌论坛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没想到民营企业对政府的意见还这么多”。他坦言，“政府的努力和民营企业的需求之间的对接还存在错位”。

4月7日，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四省联袂举办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午餐会亮相博鳌亚洲论坛。在年会间隙举行午餐会，与中外企业家举行“餐桌上谈合作”。周文重说，从去年的河南一省试点到如今的多省联手出动，这种“直通式”的对话更能促进中国内地的对外合作。

4月8日上午，时代周报记者在休息室采访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蒋锡培时，恰好遇到前来和其招商洽谈的美国贝尔维尤市市长李瑞麟(Conrad Lee)，其对当地的投资环境做了详细的介绍。

互动则在4月8日下午的 “基业常青：家族企业的传承与公司治理”分论坛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台湾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忠在演讲时提到台湾王永庆家族中争产之事，王永庆之子、美国JM Eagle集团总裁王文祥当场从台下站起来，说：“我就是王永庆的儿子王文祥”。王文祥以其三姐，HTC创始人王雪红的创业故事为例，分享培养孩子的独立。

为满足部分知名人士希望与代表深度交流的要求，论坛增设了一种新的专题对话形式。星云大师讲解《现代社会的喧嚣与心灵的宁静》，好莱坞导演卡梅隆谈他的电影，达索集团CEO谈3D，世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谈《新结构经济学》，以色列诺贝尔化学奖得主DanShechtman谈《技术创新力与科学家的创业精神》。

“从这里找到新的动向”

对于部分参会者来说，去博鳌是去寻求思路的碰撞以及寻找新的动向。

4月6日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兼理事比尔•盖茨在题为《为穷人投资》的演讲中提到，“只有中国才有这种创新能力”。“是投资，不是其他的什么词。这是完全不同的思路。”论坛上一位慈善事业的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著名投资家、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创始人乔治•索罗斯表示，中国潜在的坏账风险可以与金融危机之前的美国次贷危机进行类比。而既得利益群体将成为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阻力。他认为中国必须转变经济模式，不能再依赖出口，因为很多国家不能自顾，消费力下降。

对于习近平的演讲，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说，习主席亚洲发展“需要爬一道道的坡、过一道道的坎”的论断发人深省。长期以来，我们靠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获得“后发优势”，这几年，主要经济体经济疲软，倒逼亚洲国家加速自主创新。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表示，中国城镇化不能靠“摊大饼”，要注意防止城市病。在7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城市化的质量”分论坛上，专家纷纷为城市病开药方。远大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张跃表示，“什么东西都可以来第二次，但是城市化不能，在硬件建设和规划方面应该要有非常严谨、科学的研究过程”。

张跃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会议讨论了城镇化的问题以及对城市病的担忧。那么接下来就是解决。对于企业来说，什么样的机会，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完全靠自己。”

博鳌VS达沃斯

提起博鳌论坛，很多人会想到蒋晓松。因为是他策划并促成了博鳌亚洲论坛的诞生，是他让博鳌从当年普普通通的一个海南小渔村一跃成为国际高层对话交流的平台。

1997年，蒋晓松以个人名义请来细川护熙夫妇和霍克夫妇来博鳌度假，这次聚会的交流萌芽了博鳌亚洲论坛。此后，26个国家的代表共同发起成立博鳌亚洲论坛的构想逐渐成熟后，蒋晓松开始为亚洲论坛搭台。1999年，博鳌投资控股公司成立，蒋晓松出任董事长。某种程度上，是蒋晓松打造了一个叫做“博鳌”的品牌传奇，让一个非政府性质的地区论坛，在短时间内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在缔造了博鳌传奇后，“使命基本完成”后的蒋晓松又在博鳌的不远处，打造了博鳌亚洲论坛的第二乐章—“乐城”—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它是博鳌亚洲论坛功能的延伸，同时也让海南的“国际旅游岛”更加名副其实。

时代周报：相比较达沃斯，博鳌的差距在哪里？

蒋晓松：就是东半球和西半球。达沃斯毕竟是有30多年的历史的，博鳌毕竟才10多年。从这个意义上讲，咱们中国也好，亚洲也好，总算越来越强。以前根本没有这个话语权，哪里都有论坛，只有博鳌亚洲论坛是最权威的，是有台阶的，不是阿狗阿猫都可以进来。心理上，没有任何可以失落的地方。达沃斯的创始人也来了两次，都有很好的对话机制。

时代周报：来的是施瓦布么？他对博鳌什么印象？

蒋晓松：是的。他对博鳌非常重视。最早的时候，他对博鳌亚洲论坛的产生就很吃惊。后来，他很在意博鳌亚洲论坛的发展趋势。他是个很有国际视野的人。

时代周报：在缔造了博鳌传奇后，你现在又转战博鳌乐城，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蒋晓松：博鳌乐城项目是博鳌亚洲论坛功能的延伸，当年做水城有很多的反省，有很多现在看来太过于清高和理想化的东西。可以说，我现在做博鳌乐城某种意义上是在弥补当年的不足，我现在每天都在反省。

时代周报：那你当年的遗憾主要在哪里？

蒋晓松：主要是当年的很多规划和今天是两回事。到2004年我认为我应该完成了该完成的事情，但其实不然。

时代周报：不然怎么样？

蒋晓松：讲到这里就可以了吧。

时代周报：你觉得博鳌乐城应该怎样去缔造博鳌水城的奇迹？或者您觉得挑战在哪里？

蒋晓松：你参考博鳌水城的开发和概念的实施就可以了。当年我做（博鳌水城）的时候，70%的人都不知道（博鳌）这个地方，才可能使得它能够占据一个超常的位置。

明天习主席就任后第一个以主战场在中国的国际平台，这在之前不可想象的。这应该是中国值得自我得意的东西。

至于困难，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每个发展时候我会调整我的模式和发展目标。我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别人能做的事情，我可能不一定想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