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纪的“方便”是非 大国治厕：数一数苍蝇

半个世纪的中国公厕治理史，有你不知道的事情：二十多年前，公厕就开始“数苍蝇”；公厕革命是从冲水开始的；首个百万豪华公厕诞生在广州；现在还有世界厕所协会；世界公厕峰会，也已在中国举办了三届。

“数苍蝇”的讲究

在公厕里，如何数苍蝇才算有讲究？

在十多年前，耿纪安就知道这项“国家规定”：拿着特别制作的捕蝇笼，站在厕所里观察5分钟，连续计算苍蝇的数目。

这项有“中国特色”的苍蝇标准成为2013年2月21日卫生部公布的《公共厕所卫生标准（征求意见稿）》中的一项：“附属式公厕每平方米苍蝇数小于等于1只；独立式公厕每平方米苍蝇数小于等于3只”。

甫一公布，该标准便被广大网民传为笑谈。而这种笑谈，在2012年北京公布类似标准时便已流行一阵子。

在陕西省食品监督所监督员耿纪安看来，“苍蝇”已不是什么稀奇的标准。翻开二十多年前的陈旧记录，耿纪安原来所在的陕西省防疫站曾联合国内数家卫生机构，在六个城市调查了564 座公厕，当时就统计了苍蝇数目。

在官方看来，“数苍蝇”是一项认真的强制性标准。在耿纪安们历时4年调查之后，1998年，国家颁布了第一部公厕标准《城市公共厕所卫生标准》。

“那时候公厕里各种疾病的病菌都能找得到。”据耿纪安回忆，全国70%地区都是旱厕或集中冲水式公厕，苍蝇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人畜共患病”问题。早在1920年代，上海的医学界名士陈邦贤就感慨：“（城市）没有电灯、电话、交通甚至警察，都可以支持两三天，可一天不排除污秽，马上就会有很大的危险了。”

在官方严肃、民间谐谑的背后，是一场大国公厕半世纪的治理史。

洋人带来的革命

在1990年之前很长历史里，中国公厕更像是一个“国际笑话”。

某些港澳同胞和外国人因不习惯公厕无遮无挡，只好头朝里，臀部朝外，被戏称为“鸵鸟方式”。而找厕所更是“不用问，只用闻”。一位美籍华人曾说：“北京的厕所让我感到了震惊，随后我又感到了一种耻辱。”

老北京人会记得旧时这样的场景，大清早见面打招呼：“干嘛去啊？”“开会。”——这“开会”便指的是去公厕方便。城市里厕少人多，要是没提前“预定”肯定没位。常常是厕所门口排起了长队，人们一边海侃神聊，一边等着，进去之后大家整齐地露着白白的臀部问早：“早哪您呐！还没吃哪？”“没呢！一会儿上胡同口喝豆浆去！”

从1960年代开始，各地开始“革粪桶的命”，取消露天公厕，这也是我国公厕管理的第一次革命。在此后的大半个世纪里，我国的公厕管理从无到有。

而当时公厕大部分是旱厕，在城市卫生研究的专家们看来，水冲式厕所的到来是“革命”的真正开始。“卫生标准只能建立在水冲式厕所的基础上，大批的旱厕根本无法进行卫生评估。”济南市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郑振涛说。

1990年，建设部颁布《城市公厕管理办法》，规定了新建的公厕应当以水冲式厕所为主。这项标准亦掀起了延宕至全国的“第二次公厕革命”。

“1991年（公厕）开始有水冲了。”湖北襄阳市襄樊地区公厕管理所所长孙远富记得很清楚。这场声势浩大的“旱改水”改造成为了这个时期公厕改造的最大特征。在这期间，《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还诞生了一篇经典报道《北京最后的粪桶》。

在一些新城改造的规划图纸中，旧厕所拆掉了，新的也没在图纸中出现。“有时候旱厕改水厕，改着改着就没了，一些城市的公厕数量，实际统计每年在减少。”郑振涛曾对公厕做过大量调研，“可能觉得是多余的东西吧”。

创卫助推

与此同时，全国六百多个城市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卫生运动，其后又变身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潮。而要想达标，公厕首先不能低于二类标准（公厕建设等级分一、二、三类，三类为最低），各地都出台了详细的创卫达标方案，北京市便要求苍蝇密度不超过2只/平方米。

各地方也想尽办法争先创优。为建立足够多的公共厕所，各城市都出现与沿街的商铺签约的现象，让其免费开放厕所，以满足整体公厕数目。

一时间城市里还冒出一些颇具特色的豪华厕所，供检查参观。据新闻报道，1996年，国内第一家五星级厕所落户广州，耗资150万元，配有电视、音响、VCD、空调、电话、传真、洗衣机、烘干机、红地毯以及商店、邮政代办点和近40平方米的休息室。这栋红色西班牙瓦坡屋顶的3层小楼，引来了国内二十多个城市前来参观取经。而当时，整个广州市天河区也只有24座公厕。如今豪华公厕依然存在，据媒体报道，休息室已改为了办公室，设备成了摆设，“一天的营业额不足50元”。

各种新式玩意让人“防不胜防”。创卫检查团到某城市宾馆参观厕所，检查团的一名人员没见过带清洗功能的马桶，低着头去扳动马桶边的扳手，结果，喷了一脸马桶水。

北京公厕曾一度成为申奥时的障碍。1993年，北京首次申奥失败，当时舆论对北京城市建设首要指摘就是公厕。1994年，北京正式提出了“公厕革命”。2008年奥运会时，北京市新建、改建公共厕所近5200个，规划甚至提出了“8分钟内找到厕所”的目标。

直到20世纪末，我国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公厕改造。在一些文献中，也被称为“第三次公厕革命”。其成果是，发达地区基本上消灭了三类以下标准的公厕。

1996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96北京城市公厕建设文化展览”，大俗登上了大雅之堂。

个性公厕

二十一世纪初，城市公厕已不再满足于数量的增加，而是更注重外观和文化内涵。各地涌现了不少具有鲜明建筑个性的公厕。

“呀，这是厕所啊，咋比单元楼修得还漂亮。”临汾小伙张盛华还记得他2002年读高中时在市里还满地找公厕，而2011年回家，眼前的公厕却让他啧啧称赞。

自2008年起，临汾市打造了六十多座不同风格的标准化星级公厕，被住建部授予“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为什么会重视，局长重视呗。”临汾市建设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很多公厕外观都是局长自己设计的，他是全才，经常没事拿个雕塑的石膏在刻呢。”

类似临汾公厕的情景俯拾皆是，像是铆足了劲，北京、上海、武汉、成都等大城市的一些主要街道，纷纷建起了百万元的豪华厕所。星级公共厕所的评比也竞相上演，重庆一地的星级公厕评定标准中，限定条件多达8大项62条。

当城市热衷于修建豪华星级厕所时，争议和质疑也从未间断。市民怀疑这是政府的政绩工程，更怕修建好了变成了像广州百万公厕一样的摆设。

“公厕只要硬件设计，设计要到位，通风采光，节能减排这些方面做好就行了。”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王江萍教授说。她带着学生历时一个学期跑遍了武汉市武昌区的公厕，发现了大大小小七方面的问题。

关于公厕的讨论逐渐延展到舒适和人性化。郑州、广州均上演过“女大学生占领男厕所”的行为艺术。2012年，十位男性律师、学者还向住建部寄出了一份关于提高女厕位比例的公民建议。

各种厕所组织也应运而生。总部位于新加坡、和世界贸易组织同样简称为WTO的世界厕所组织（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自2001年成立后，每年均会举办一场世界峰会，厕所问题如外交、政治、经贸一样登上国际圆桌。中国的北京、上海、海南都曾举办过。

“各方面收益都非常好。”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工作人员马宏瑞是当时的峰会组织者之一。在他看来，峰会最大的好处是宣传了海南形象以及带来了卫厕产业发展的良好契机。据参与者介绍，峰会更大的亮点不在于会场，而是各种卫浴设施的展览。

2009年全国公厕数量已达118525座。新一代的公厕强调高科技和环保，出现了太阳能公厕、免冲洗公厕，内饰设计也更加强调人性化，大多增加了无障碍设计、婴幼儿厕间。

而打造新奇公厕也成为潮流。在重庆，能容纳千人的洋人街“天下大公厕”欲申报吉尼斯；在武汉、苏州等小区甚至出现了造型乖巧的“狗狗公厕”。

不过相比对公厕外形的关注，王江萍教授更关注公厕的真问题，在她看来，现有城市公厕的整体分布、服务半径以及内部空间的设计都有很多不足。“规划师极少关注这个，政府也来不及关心。”她略带遗憾地说道。

首部公厕标准颁布至今已过去15年了。“我们从绿皮火车到坐上和谐号，公厕标准怎么还没有改进？”耿纪安很是不解。在他看来，苍蝇多少只、臭味有几级都不重要。“公厕的污染和对周边生存环境健康的影响才是大问题。”他感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