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12月19日讯 2012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在北京举行，在下午举行的“圆桌论坛七：民营经济困中求变”中，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马宇，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复星集团副董事长兼CEO梁信军，以及主持人网易财经频道副主编齐栋梁等参与了讨论。
民营经济非常不乐观 三重困难叠加
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马宇首先表示，民营经济的现状非常不乐观，媒体报道的时候说中小型企业今年40%左右会遇到危机，甚至破产倒闭，但是他本人经过实地调研，看到的说法甚至比这个更悲观，数量达到60%，非常可怕。而且很多民营企业家已经从实业里面退出来了，不愿意再做实业。民营经济的状况，比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更为困难。税费的问题，融资的问题，甚至是有一些不能摆在桌面说的事情，让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大幅度扩大，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指出，当前民营企业的困难，实际上是三重困难的叠加。一个是周期性的困难，正好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第二，中国民营企业在度过原始积累阶段，应该有些原始积累时期的便利消失了，或者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而且以前用的一些比较早期的手段现在也不再用了也有了一定的约束。但这两种困难都是正常的，能不能战胜困难决定了企业是不是有生命力。
第三种困难，则是由于政策上的歧视，官僚经济的垄断、特权等对民营经济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所谓的国进民退，比如在一些领域对民营企业采取挤出或者进入限制，比如金融歧视导致的高利贷负担。这些则是非常不应该的，应该消除。
民企融资难原因多多 制度问题是重要原因
谈到民企融资难的问题，秦晖表示，民企融资难显然是和体制是有关的，现在名义上好象是说对中小企业部门贷款，但国有企业对金融本身以来并不是很大，加上是国家在后面支撑，所以货币紧缩主要是正对民营企业的。这样就造成了民企的高利贷压力，高利贷又增加了民企的经营风险，从而进入恶性循环。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其实本来不应该存在，完全可以通过改革解决。
刘伟则表示，融资难的原因首先就是中国金融市场化，也即资本要素市场化水平低。金融体制和资本市场化、金融深化和中国发展的要求之间不适应的问题，在中小企业融资难上突出表现出来。此外，民企在融资难的问题上是有我们在2008、2009年前后反危机政策变化的政策效应，不能把这个政策带来的融资难推给我们的体制市场化不够。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承认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有中国资本市场化滞后的这样一个制度原因，但是目前的困难不能都推给制度滞后，有这次宏观调控针对金融危机货币政策的变化前后对照，对民营企业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之一就是显得它的融资更加困难。
马宇表示，民企在融资方面，不管是境外上市，还是境内上市，还是PE，其实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中小企业有多少万家，真正能用这种方式融资的有几家？”实际上，虽然我们现在利率不能浮动，或者没有自主权，但是这些国有银行在贷给中小民营企业的时候实际利率是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的利率，虽然表面上利率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去调查的时候，很多中小企业表示，它们根本拿不到官方利率贷款，都是20%造价，既使是银行出来的贷款也是20%的造价，“先把钱给你扣了，或者是让你买金融产品，通过其他的办法提高融资成本”。民企融资是很多问题造成的，最根本的，一个是金融体制不开放，没有办法让资本流动起来。另外就是身份歧视问题，国有企业、中小企业所得到待遇是不一样的。
民企能够承受高利率 信贷渠道需要多元化
复星集团副董事长兼CEO梁信军指出，很多学者、官员一直认为提高利率是伤害民营企业，尤其提高贷款利率是伤害民营企业，这个观点不一定对。“如果真的全国商业银行有一定利率浮动权力，甚至可以适当提高利率的话，我想能够承受高利率的是谁？是民营企业，他愿意借，可是他借不到。不愿意借的是谁？大企业，你这么高的利率我不要。”
梁信军表示，如果真正能让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更自主浮动的话，是可以很容易解决民营企业信贷问题，它就不用靠地下的市场去供应。当贷款利率是固定不变的时候，银行肯定会选择贷给风险较小的大企业。而如果允许银行适当提高贷款利率，那银行也会选择贷给中小企业。
梁信军称，高利贷产生的根源，在于信贷资源稀缺。如果信贷资源不稀缺，就不存在高利贷。但是，宏观来说，中国不仅是这两年，甚至未来总体上流动性是过剩的，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居然产生企业缺钱，显然是结构性造成的。
梁信军指出，民企不能指望靠银行一个贷款渠道解决自己的资金问题，应该积极用社会上很多股本性的私募资金，包括很多中小企业通过自己的积极努力，符合上市条件以后积极申请上市，一劳永逸的解决了。此外，还应该发展别的渠道，“除了国内银行之外，还有海外银行，包括在海外贷一些外币也是好的，一些民营企业也有海外生意。”不能完全依赖国内银行贷款。民营企业需要自强。
政府让利于民间就是让利于劳资两方
在谈到劳资困境的时候，秦晖表示，劳资双方都企图通过牺牲对方来解决这个困境，但这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民营企业经营环境恶化，负担沉重到了极点上。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部分商品价格都趋近于国际水平，唯有劳动力价格远远低于国际水平，劳动力价格也几乎是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唯一有理由的地方。
秦晖认为，要解决劳资双方的困境，在当代中国，更重要的是国家要让利，切的蛋糕当中国家切的那块要让出来一点，这样企业积累和人民所得会有更大增长。政府借社会保障的名义，征收了大量的税赋，但这些钱并没有真正给劳工提供福利。所以政府必须要让利。单纯地让企业去创新是解决不了劳资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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