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秦晖
网易财经12月19日讯 2012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晖在论坛上表示，中国要建立问责型的福利观，而不是感恩型的福利观。中国不是没有福利，但长期以来的福利，都是皇恩浩荡式的，国家给你一点，你要叩头，要高呼万岁。这是不对的。
秦晖指出，瑞典是福利国家，但瑞典人从来不说吃水不忘打井人这种言论，而中国人就是不饿死就要感恩，饿死了不要埋怨，“这哪是福利，而是负福利”。
秦晖表示，中国要做出改革，一方面，政府为老百姓所做的支出必须是是刚性的，老百姓也必须要问责。这样就不会出现政府收了巨大的社会保障费用但不给老百姓花的问题。另外一方面，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在财政上不能让政府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国家征收税收应该经过充分的博弈。“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将政府用于自我服务的蛋糕尽量压缩，让劳资双方获得更大的空间。
对话实录节选：
主持人：我们接下来还往下走，这个事情也是让人心里有点难过的。再举一个例子，今年浙江某地10月26号、27号发生当地加300块钱的税，他们不交，一个群体性抗税事件。现在大家都喜欢谈减税，刚才秦老师也提到把政府拿的部分消下去一部分给企业和工人，秦老师怎么看中国税收问题？如果消下去的话怎么消？
秦晖：统计局的官员说我们的税负比工业化国家都低，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口径，包括我们国家税负是广义GDP蛋糕切出来一块，除了税负之外，还有非税收财政，财政外的收费、土地出让金、包括社保收入、还包括银行长期用的负利率从居民中收通胀税，这些东西加在一起的话，税负就非常可观的。
而且我经常讲中国和西方来讲，虽然都是在搞市场经济，如果抛开政治制度不讲，说中国市场机制比西方市场机制作用就小？也很难说。但是，最大不同在哪里？最大不同在于，比如说金融危机到底怎么发生的？西方左右派争论的都没有导论，右派说是福利国家搞坏了，左派就是说金融监管不严，自由太多了。不管是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的制度各有什么优缺点，其实现在在逻辑上都是不合理的，你主张自由竞争，你就应该是高税收、高福利，你是左派，你走向自由经济应该是低税收、高福利，你是左派就应该是高税收、高福利，这两者应该是平衡的，但是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制度性民主，民主制度下左右派老百姓都喜欢听一半。左派上台增加福利很容易，增加税收很困难，右派上台降税收很容易，降福利很困难。
为什么以前不这样呢？这和全球化有关，全球化以前西方没有这个问题，全球化以后，两个极端都互相发生关联，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中国，中国这个国家正好跟他们不一样，政府权益增加特别快，但是责任拼命推卸，权力不受限制。反映在财政上，就是政府拼命横征暴敛，政府一弄就说让老百姓不找市长而找市场，这是非常岂有此理的话，老百姓不找市长找谁？但是市场可以随便找老百姓，他从来不想限制市长，而限制老百姓，这就使得问题越来越多。因此，中国模式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和西方相比两种相反的效应，中国政府手中钱堆积如山，西方不透支我们不愉快，我们把钱拿去给西方透支，这个是我们要改变的，如果不改变的话，这个不但对中国经济有不利影响，对全球化也是不祥之兆，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是全球化能不能持续下去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就很难往下走。
主持人：您认为应该怎么解决？
秦晖：一方面要限制政府权力，在财政上不能政府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至于哪些税收应该减？这不是一个规定的问题，但是这个体制就应该改变，就建立一个纳税的机制，国家应该收什么税，本身就是应该在国会中充分博弈，什么该收，什么不该收，你收这个钱是干什么的。另一方面，我们国家应该建立问责型的福利观，而不是感恩型的福利观，中国不是没有福利，长期的福利都是皇恩浩大，国家给你一点，你要叩头，你要高呼万岁，这是不对的。瑞典国家是福利的，你听哪一个瑞典人高呼万岁的，你听哪一个瑞典人说吃水不忘打井人这种言论的，中国人就是不饿死就要感恩，饿死了不要埋怨，这哪是福利，而是负福利。所以，我们要改变，一方面政府要为老百姓花的钱必须是刚性的，老百姓必须要问责，如果有这个的话，就不会出现马先生讲的那种，说政府收了那么多的社会保障扣在自己手里面就不给老百姓花，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现在最不合理的可能就是赋税、土地垄断造成的土地出让金，包括非税收收费，这些东西在正常国家，在实行无代表不纳税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和中国体制是有非常大关系的。
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从这两方面挤压，最后使得政府可以用于自我服务的这块蛋糕尽量压缩，整个社会，包括劳方也包括资方，就会有更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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