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解读337期：“放开二胎”阻力何在？

网易财经7月13日讯 近日，广东试点“单独二胎”的消息再次引发关于是否“放开二胎”的争论。不过，对于“放开二胎”的话题，国家计生委的负责人却表示，“中国将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在中国，“放开二胎”的阻力究竟在哪里？

错误的人口观念阻力：认为“人口多是负担”、“放开二胎将导致人口暴涨”

人口多未必是一种负担，人口密度远高于内地的香港在为人口少而发愁

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理由是贫穷是由于人口过多所致，因此要降低人口密度，减轻人口负担。但是，有研究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密度世界排名第72位，排在中国前面日本、新加坡、英国显然不是穷国，比中国人口密度小的蒙古、玻利维亚也是典型的穷国。可见，人口的多少与一个国家的穷富没有必然联系，人口多也未必就是负担。

事实上，人口多有时未必是负担，人口多为国家创造的财富总量也多，形成的市场也大。有学者指出，在中国，仅仅围绕13亿人的衣、食、住、行形成的巨大市场，就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做到的，13亿中国人形成的巨大市场又会反过来成为中国的发展机遇。

在我国内地，人口密度最高的是上海，每平方公里承载3000人；而香港的人口密度为上海的2倍，每平方公里承载了6300人，是中国人口最密的省级行政区。但2009年香港的人均GDP近3万美元，而上海人均GDP仅为1万1千美元。在人口政策方面，上海仍旧十分谨慎地实行“双独二胎”，香港则完全没有限制，甚至在为人口不够多“影响竞争力”而发愁。

市场经济让人口多不再是负担，中国式贫穷主要是因为市场化起步晚

按照经济学家张维迎的研究，人类从250万年前至今，在99.99％的时间里，世界人均GDP基本没什么变化，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年——也就是0.01％的时间里创造的。世界最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主要发生在过去一二百年的时间里，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过去30年。

张维迎认为，人类财富的突飞猛进增长并非因为资源变多了，恰恰相反，与土地相联系的自然资源还在慢慢减少。唯一答案就是，人类实行了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西方国家在200多年前开始实行市场经济，所以在200多年前开始起飞。中国在30年前开始走向市场经济，所以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飞跃。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市场经济下，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财富积累的加快使得人口多不再是一种负担，而城市化程度高、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后，发达国家的人口不需要政府控制，自然会下降，像日本，正在为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而忧心忡忡。

“放开二胎”未必会导致人口暴涨，中国四地区实践也已经证明这一点

还有一种错误的人口观念，认为“放开二胎”一定会导致人口爆涨，其实这种担心也是多余的。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在印证发达国家的经验。目前，中国城市化率仅47%，离发达国家80%水平有很大差距，但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增长也会相应地自然下降。人口专家王玉庆此前就表示，现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特别是本地常住人口，因为现在养一个孩子的成本高了许多，且年轻人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

以上海为例，统计数据显示，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变动自1993年起就开始负增长，至今已持续18年。上海户籍人口的生育水平在世界上处于超低水平，2009年总和生育率0.83，而全球总和生育率为2.6，西方发达国家平均为1.7，中国为1.6－1.8。

其实不仅是在一线大城市，就是偏远农村地区，放开二胎也没有出现人们想象中的人口暴涨。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在山西翼城县、甘肃酒泉市、河北承德市与湖北恩施州（四个试点农村地区总人口合计840万）实行“二孩政策”。“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在2005-2007年期间对上述四个地区进行深入调研，结果显示，上述四个试点地区并没有出现人口暴涨的情况。

计生既得利益的阻力：1000余万人计生人员吃财政饭，已形成既得利益

“一胎制”加剧老龄化危机，但既得利益已成计生政策调整阻力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并将有关规定列人宪法。1980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但是，2011年的今天，我国人口政策做出的最大调整不过是在部分一线城市实现“双独二胎”，至于放开“单独二胎”乃至完全放开二胎，则不在计生部门的考虑范围之内。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原所长曾毅此前曾表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大陆2010年总人口13.4亿，比2000年增长5.84%，年均增长0.57%，显示中国的生育水平已经很低。同时，人口普查还表明中国人口老化进程加快，继续保持现行生育政策极不利于应对人口快速老化的严峻挑战。

但是，为何严格的“一胎制”还能坚持不动呢？据人口学者刘忠良的分析，“中国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的实施是给计生部门的大扩权，让计生部门获得了很大的权力和利益，比如罢官的巨大权力，巨额罚款收入，大量灰色收入等……如果不计划生育了，庞大的计生部门人员不仅没有了权力和收入，更是没有了饭碗，所以想方设法维持计划生育的继续实施就是他们现在的最大利益。”

全国人口计生系统共有工作人员5000余万，1000余万人吃财政饭

为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1981年，我国专门设立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人口计生委《国人口发〔2009〕5号》的文件显示：（我国计生）队伍规模不断扩大。2005年底统计显示，国家、省、地、县、乡级人口计生工作人员50.9万人，总编制数42.3万个。此外，目前计生协会拥有9400万名会员，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群众性社团。

但是，人民网援引经济学者樊明等著的《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一书数据显示，国家计生委是国务院组成部门，各省、市、县政府都设有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局），全国有近4万个乡（镇、街道）设有人口计生办，其中3/4以上是单独设置，其余为综合设置，有3万多个服务站和5000多个站办合一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机构。

截至2005年底，全国人口计生系统共有工作人员5087万。其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公务员有1048万人。此外，全国还有计划生育协会专职干部1142万人，兼职干部5727万人，除工勤人员以外的机关工作人员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成本高昂，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层出不穷

经济学者樊明在《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一书中指出，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关系到全民的公共政策，如果是合理的，必须收益大于成本。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是一项高成本执行的政策，包括：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强制执法甚至不文明执法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新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独生子女问题，侵犯妇女儿童权益，政策本身就包含对女性价值的贬低……

据人民网报道，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占用了大量财力。机构重复设置导致财政资源浪费较为严重：避孕器械费用本应由个人支付，由政府无偿提供也占用了相当费用；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还需要支付相当数量的宣传费用，以提高人们对政策的认同度等。庞大的执行体系使计划生育管理机构成为财政投入最多的部门之一。“十五”期间，人均耗费的计划生育经费为10元。西南部地区一个人口约100万的贫穷县，每年有1000万元用于结扎手术、调研、印刷宣传资料等。

此外，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也层出不穷。今年5月份，财新网甚至报道称，湖南邵阳计生官员抢婴儿牟利，每名3000美元外销。这种骇人听闻的事件由公务员做出史上罕见。

结语：目前，在实行3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正面临人口增长缓慢和老龄化危机，但人口政策的调整承诺却一直没有兑现。因为，在当前，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放开二胎”只是其中的一步）主要面临着“人口多是负担”等错误观念的误导和计生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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