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洲伟：重建经济秩序必须重新思考商业道德

网易财经9月12日讯 全球瞩目的夏季达沃斯论坛——“2009年新领军者年会”于9月10日至12日在大连举行，网易财经将全程直播报道本次年会。

在论坛间隙，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刘洲伟接受了网易财经的独家专访，刘洲伟认为整个经济秩序、商业模式的重建有赖于对于商业道德的重新思考。

经济秩序重建有赖于对于商业道德的重新思考

刘洲伟作为青年领袖论坛的受邀嘉宾，他称在全球青年领袖的闭门会议中，大家谈到了商业道德的话题，令他影响深刻的是有人认为整个经济秩序、商业模式的重建有赖于对于商业道德的重新思考。

关于全球商业道德重建的问题，刘洲伟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整个国际社会对于金融业存在着的“高杠杆率”等顾忌提出了“去杠杆化”，对于一些信贷方面的基础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包括一揽子关于金融监管方面的改进，但是青年领袖们在想更加根本的问题，比如是不是整个金融基础信任产生了问题，所以他们涉及到了另外一个希望能够由青年人发起、做一个全球商业宣言的行动。

但是当商业道德和商业契约出现矛盾时，社会对企业家的道德要求似乎过高，刘洲伟表示很多人认为，像雷曼兄弟，AIG和花旗这样的，国家要拿钱救他们，但高管却拿这么多薪酬，他们是按照契约拿的，要么就推翻契约，但推翻契约等于也是打破最根本的商业规则。这是一个悖论。

“第一、商业阶层，做商业的人不是圣人，不能用圣人的道德准则来要求他们，要求不能太高。但商人不能利用你各方面的优势，比如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很多商人还是要有道德底线的，所以要在道德底线和道德顶点这两方面取一个中间值，一方面不能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完全没有约束；另一方面，你也不能把很多道德家的标准强加到商人身上，他们毕竟是企业家是商人。”刘洲伟认为不能对商业道德有过高的期望。

参会民营企业家减少 国进民退？

在谈到参加达沃斯的民营企业家减少，是否出现“国进民退”现象时，刘洲伟认为有“国进民退”的，也有“国退民进”的，他举例称比如日照钢铁，冯仑的万通，牛根生的蒙牛也归了中粮。但可以看到联想的国有股出售给了泛海，这是一个纯民营的公司，这两种现象彼此交织。所以还不能得出一个普遍结论现在进入到了另外一个潮流“国退民进”，按很多事情是有规律可循的，在一些大型行业，在很多依赖资源的行业，更多依赖自然资源的行业显然是国有的变强了，比如钢铁的问题，依赖大量铁矿石；比如牛奶这个东西，它依赖牧场。

“昨天出现了“地王”，最近一系列地王全是央企的，这是他们依赖土地的自然资源。更多依赖自然资源的，央企的身影就比较多。”刘洲伟说。

最后刘洲伟还解释了财经媒体近年来受到极大关注的原因是，金融危机让人有了了解财经信息的动力实质性需求。

以下为专访文字实录：

网易财经：各位网友，欢迎来到大连夏季达沃斯网易访谈间，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主编刘洲伟先生。刘主编您好，首先恭喜您入选今年的全球青年领袖，能否请您谈谈对本届达沃斯论坛的青年领袖的总体印象，大家最关心、讨论最热烈的议题是什么？

刘洲伟：“全球青年领袖”是达沃斯的一个组成部分，每年会遴选来自全球各个行业40岁以下的人参与到他们的社区当中，他们认为“青年领袖”是一个社区概念，由青年来谈一些他们共同关心的话题，今年在10号之前的9号开了一整天会，我印象深刻的有几个问题：

一是关于全球商业道德重建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整个国际社会对于金融业存在着的“高杠杆率”等顾忌提出了“去杠杆化”，对于一些信贷方面的基础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包括一揽子关于金融监管方面的改进，但是青年领袖们在想更加根本的问题，比如是不是整个金融基础信任产生了问题，所以他们涉及到了另外一个希望能够由青年人发起、做一个全球商业宣言的行动。

这个行动是很有意思的，用了Youtube这样的模式来建立一个网上参与模式，让每一个参与者，首先是外界的青年领袖把每一个人认为你应该恪守的商业底线上传上去，他们可以做成视频，也可以发一些自己的东西，以此引导。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青年领袖对自己提出了一些他的想法，比如他认为最基本的一是不能违反商业合同，二是拒绝贿赂，三是一定要为自己的下属负责任，等等，他提了很多条类似这样的东西。体现了从自身做起、从年轻人做起，他们认为整个经济秩序、商业模式的重建有赖于对于商业道德的重新思考。

网易财经：现在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青年领袖们对此有什么观点或看法？

刘洲伟：贸易方面是最后在刺激经济中的一个小插曲，还构不成一个主流话题，虽然美国出现了对中国的轮胎特保案，但这还不是大的主流，有一个故事很有趣，哈佛商学院的教授都教了很多学生，这些学生都进入了华尔街、美国商业公司，教授的女儿问教授，你教了他们什么东西？他们为什么这么贪婪？

另外一个青年领袖是来自德国商学院的教授，他做了一个总结，发现德国有商科的大学有一百多所，但每一个商科里关于商业道德讨论的模块或课程少之又少，大家都知道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的发源是来自于清教伦理，而现代金融的基石就是信任，如果老百姓不相信这些东西了，那整个金融基本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网易财经：现在很多企业都在提“企业社会责任”，很多时候都是从企业角度出发的，对于市场中的从业者，个人的商业道德，比如企业经理人，可不可以和企业社会责任放在同一个层面？

刘洲伟：公司提出了这个目标，现在很多公司，比如21世纪经济报道每年也有关于企业公民的评选，这是由公司作为主体来考量的，公司提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跟投资者的关系，跟消费者的关系，跟社区的关系、跟股东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但你知道，公司的目标是需要由人去推动的。

网易财经：大家都很奇怪一件事情，雷曼兄弟等一些大公司，整个公司市值大幅缩水，投资人、股东损失惨重，但这些高管的奖金依然非常高，甚至还要按照以前定的合同来履行。

刘洲伟：这就是话题深入讨论中涉及到的更多有趣的东西，很多人认为，像雷曼兄弟，AIG和花旗这样的，国家要拿钱救他们，但高管却拿这么多薪酬，他们是按照契约拿的，要么就推翻契约，但推翻契约等于也是打破最根本的商业规则。大家谈到深处，第一商业阶层，做商业的人不是圣人，不能用圣人的道德准则来要求他们，要求不能太高。但商人不能利用你各方面的优势，比如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很简单，举个例子，现在很多银行卖理财产品，理财产品的条款就有一百多页，这东西只有专业律师才能看得懂，老百姓就糊里糊涂地签了字，他们有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很多商人还是要有道德底线的，所以要在道德底线和道德顶点这两方面取一个中间值，一方面不能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完全没有约束；另一方面，你也不能把很多道德家的标准强加到商人身上，他们毕竟是企业家是商人。

网易财经：在这场危机中，中国是率先经济复苏的，对于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和角色，你们有没有谈到？

刘洲伟：这个讨论得非常好，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来自西方的青年领袖们问，你们从金融危机中学到了什么？你们吸取了什么教训？一部分来自中国的青年领袖，尤其是金融界的人们，他们觉得其实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在亚洲各国货币纷纷贬值时，中国是坚持人民币稳定的，这对于整个区域的金融稳定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第二，在全球金融开放的情况下，中国又坚持逐步开放，同时银行坚持了市场化改革，美元是美国的货币，它的主要职责是为了维持美国的货币政策，而不是全球的货币政策，这是有问题的；另外一方面，金融业全球发展，钱就相当于一个电子符号，全球流动，但它不是全球监管，而是分地区监管，所以这样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提出了利用IMF机制建设“超主权货币”的构想，放眼几十年之后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网易财经：我们注意到达沃斯论坛中民营企业家的参会数量有所减少，面对“国进民退”的迹象，您怎么看？

刘洲伟：我觉得都有吧，有“国进民退”的，也有“国退民进”的，比如日照钢铁，冯仑的万通，牛根生的蒙牛也归了中粮。但可以看到联想的国有股出售给了一个非常很有名的公司--泛海，这是一个纯民营的公司，这两种现象彼此交织，所以我们还不能得出一个普遍结论现在进入到了另外一个潮流“国退民进”，按很多事情是有规律可循的，在一些大型行业，在很多依赖资源的行业，更多依赖自然资源的行业显然是国有的变强了，比如钢铁的问题，依赖大量铁矿石；比如牛奶这个东西，它依赖牧场。昨天出现了“地王”，最近一系列地王全是央企的，这是他们依赖土地的自然资源。更多依赖自然资源的，央企的身影就比较多。

但在更多依赖市场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的行列，民营企业的身影非常多，包括网易在内的互联网企业全是民营企业，因为他们更多依赖市场、更多依赖技术、更多依赖对于消费者的重视，央企在这些方面的效率是很低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有绝对可言的。

网易财经：中国当时的政策强调了“保增长”，同时吴敬琏等很多经济学家也呼吁要调结构，要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您觉得这两者的目标能兼顾吗？达沃斯对此提出了有效建议吗？

刘洲伟：其实昨天温总理在演讲中也提到了这个，大家不要只看到4万亿，要看到它实际是一个一揽子的计划，我想中央决策者是很清楚的，他们对于来自各方面的声音都有很大的吸纳，首先要抛出大的刺激计划，要把人民的信心买回来，要把就业稳定住，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还是不能走老路，要让经济发展走到内生式增长模式上来，要产业升级。同时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开放那些很民生息息相关的行业，比如说医疗市场、教育市场，而且要把大量的钱花在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和公共教育方面来，这是百年大计，一定要去做。

网易财经：温总理昨天提到了通胀，这是危机以来首次提到通胀，您认为通胀会持续吗？还是会先预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会做慢慢的调整？

刘洲伟：在微观层面我看到了很多银行对于全年的信贷目标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要求，显然，下半年不会出现上半年信贷天量放量的情况，这点是比较明显的。

网易财经：您觉得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下，怎样发挥财经媒体的影响力？央视经济频道准备改为“财经频道”，您觉得在现在的环境下，财经媒体将发挥怎样的影响力？现在是不是给财经媒体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舞台和天地？

刘洲伟：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一般老百姓首先对金融问题更加关心了，以前大家都是不关心的，你可以不关心金融，不关心货币，但金融货币要来关心你了，一出现全球性危机，美国人不消费了，中国的出口下来了，你知道，中国做出口的中小企业和大企业是直接的就业大户，这样就没有就业了，2000万农民工失业。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读者更有动力去了解金融、财经这些领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应该比以前更有了解的欲望了，通过这点，我觉得对于财经媒体来说可能还是不错的影响因素。但同时你也看到，整个金融危机导致了广告的下滑，尤其是上半年，大家也都感到了冬天的寒冷，所以有利有弊。

网易财经：在西方，不管是新闻还是财经的报道，都有很长的历史，有一种理念的传播，具有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非常强调专业。国内的财经媒体，刚才您也提到了，因为受广告客户影响，所以独立性和本身的新闻道德职业规范也不是很完善，既是一个中立报道人，又是市场参与者，您觉得应该如何提高中国财经媒体的专业性？

刘洲伟：因为整个大背景是中国处在转型期，有人把中国的转型比喻成“历史三峡”，一定要有，虽然大方向是肯定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但还是要走几道弯，我们只有把中国很多行业的发展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才能去理解其中的逻辑和逻辑背后的制度意义。

比如我们的财经媒体、财经报纸行业，虽然现在发展得还不错，今年也说了，虽然上半年广告下滑，但毕竟我们的广告基数还在那里，从财务上来说没有出现什么亏损，即使在上半年这么残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保持了一定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记者这块的采编预算没有一分钱下降，基本保持了队伍的稳定。但同时你又会发现这个行业流动性很强，一方面财经媒体，包括互联网财经媒体和门户财经，还是在发展，如果没有发展，也流动不起来。流动是好事，但对于个体来说也同时存在着挑战，一个记者做了五年之后肯定要想动一动，对于中国年轻人来说，他们总是在不断地寻求机会，五年基本算一个周期，走了之后，对于整个新人的培训就需要下非常大的功夫。这是一个挑战。

刚才你说了，西方媒体做了很多年，很多记者都很老，我们的记者都很年轻，老有老的好处，当然年轻也有年轻的好处，老的好处就是更加专业，他们一直在盯这个东西，专业化分工嘛。

另外究其原因，我觉得还是制度上的一些原因，财经媒体也好，大部分财经报纸在激励方面还是不足的。

网易财经：西方的财经媒体人是越老越吃香，因为越老越有资历；中国的财经记者是做个三四年他们就被认为反应迟钝，长久停滞不前。

刘洲伟：西方相对稳定一点，我觉得西方除了你讲到的一点，本身还是因为它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在那里，另外和他们的职业惯性有很大的关系，中国这方面都是比较新的，财经报纸发展到现在，真正市场化也不过就是十年，十年之内突然把中国很多东西都浓缩到一起，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个过程中包含着各种内容，技术变迁等也全部浓缩在一起，所以很多现象也不是一下用一种观点就能解释的。不可能存在一大堆烂线条，一把亚历山大之剑就能劈开的情况。

网易财经：最后的问题，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对您所在的企业或者所在的行业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刘洲伟：不光对于我们的报纸、我们的网站，对于中国所有的企业，包括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都是大家获得福利、获得未来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