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戎一人
1978年的冬天，北京的每一个清晨都给人寒冷的感觉。新华社记者在新闻稿中写道：“灰白的太阳终于费力地钻出薄雾，把它那毫无热气的光线投射到这个巨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拥挤的楼房、狭窄的棋盘式街道和蠕动的密集人群中。”
这年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18户衣衫老旧、面色饥黄的农民，借助昏暗的煤油灯，一个个神情紧张地在一份契约上按下血红的指印，并人人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
这个夜晚和这份“包干制”契约被当作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载入了史册。不过，当时最为中国最高层政治家属意的村子，是与小岗村一省之隔的江苏华西村。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一位50岁的中年人坐在会场中聚精会神地翻阅着手中的文件，时不时在纸上写写画画。当他听到邓小平同志呼吁“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没有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时，立时会心一笑，忍不住鼓起掌来。这位中年人叫吴仁宝，时任江苏省江阴县党委书记、华西村党支部书记。吴仁宝从28岁开始当任华西村党支部书记，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76岁，创纪录的48年，把华西村打造成了“天下第一村”。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10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为题对华西村给以高规格报道，同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华西的经验说明了什么》。
这是华西村第二次被《人民日报》报道。1975年，华西村曾被《人民日报》树立为“农业学大寨”典型。而这一次登上头版头条，则从此被赋予了全新的样板意义。而吴仁宝隐藏多年的秘密，也终于有机会得见天日。
当时的吴仁宝，不仅是中共十一大代表、江阴县委书记、华西村书记，还有一个“秘密身份”：一家地下运转近10年的村办五金厂的领导者。对吴仁宝来说，这个“秘密身份”显然更具吸引力，以至于当1980年上级想调吴仁宝担任苏州地区农工部部长时，吴仁宝却请求组织让他回到华西村。
1969年，已经当了近14年华西村书记的吴仁宝在高调“学大寨”的同时，秘密抽调20名村民创建了一家小五金厂。在“阶级斗争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这样的做法是非常冒险的，这个五金厂也成了村里的最高机密。
“原来我们在60年代的时候讲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我们抓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嘴上要喊，具体不要去做。发展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我们是抓全面发展。实践下来，单靠农业富不起来的，要富起来，我们农民，特别是我们人多地少的地方更要搞其它行业”，吴仁宝说，“上面不准搞怎么办？我们办的小五金厂，我们保密，对外不讲。领导来怎么办？领导来我们有数的。因为上面的领导也不统一，有的领导说要搞经济，有的领导说要抓阶级斗争。上面要抓阶级斗争的领导来了，我就不给他看了。看什么？把职工带到外面去，铲草皮，积河泥，搞得轰轰烈烈。上面的领导一看他非常高兴，他走了。我们把工人再叫回来，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要加班加点。所以我们这样搞的，过去我们工作一天要15个小时，现在来说8小时还有双休日，那时不同的。”
正是这种当时不受保护、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了日后燎原中国的乡镇集体企业的胚胎。1978年，华西村的家底已经有100万元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成为名副其实富甲一方的“百万元村”。
独树一帜 快速发展
如果说小岗村的包干制是一场农村变革，华西村当时正在发生的则是另一场变革。它是从人民公社集体中变异过来的一种集体经济，它代表一类在相当长时间内受到政府认可、并也确实发展了生产力的民间公司模式。
吴仁宝的第四个儿子、现任华西集团公司董事长吴协恩说：“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时，我们在银行的存款已经有100万了，但我们的销售额、产值也只有大概一百零几万，那时华西人均纯收入只有210块钱。真正要说华西有所改变的时代就是在八十年代，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早期和中期这段时间，华西的发展非常快。”
八十年代的华西村依托上海搞“横向联营”，通过每个周末请上海的工程师进行指导的方式，把上海的技术移植过来。这种用班车请到华西村的工程师，最多时一次有一百多人。这些“礼拜天工程师”的到来，不光为华西创造了财富，更重要的是帮助华西村培养了一批综合素质较高的年轻技师和工人，发展工业的技术基础更加雄厚。于是，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化，国家政策越来越放开，华西村越发如鱼得水。
改革开放后，江浙一带除了少数像华西村这样“潜伏”的民间企业显露出来，还有无数乡镇企业后知后觉地崛起了。华西村在于这些企业的竞争中依旧占据优势——除了前期积累的技术优势，华西村还有一个宝贵的资产——品牌。“当时有好多地方是贴牌生产，比如贴上海的商标，而我们还是“华西牌”，但用的是上海的技术，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很多企业是不同的。”吴协恩说。
更奇特的是，这家“公司”至今仍带有浓厚的社会组织色彩，并有着独特的管理、激励和融资机制。
华西村有一个包括近百名委员、候补委员的党委，可以实现自上而下、再自下而上的民主决策机制，众多委员、候补委员之间形成了良性竞争又秩序井然的领导梯队。“我们对企业都是分级管理的，你做你的一块、他做他的一块，完全不搭界。而且财务跟经理分开，这样既保护了厂长经理，也让财务更具独立性。我不管钱，但可以监督。有些东西我不一定要自己懂，还不如多听听下面专业人士的意见。我用的是最笨、最简单的方法，管住自己就可以了。”吴协恩说。
靠这种办法，从未读过商学院的吴仁宝、吴协恩父子，把拥有众多海归、高学历人才和3万名外来引进人才的华西村，治理得井井有条。
华西村的资本、收入分配也与传统意义上的“公有制”、“私有制”不同。华西人有三种收入来源：通过脑力和体力劳动获得的工资和奖金；华西村集中管理和按约分配的集体福利；凭借资本入股获取的分红。对于3万名外来引进人才，华西村也会对其中表现卓越的赠送期权。
在这些收入中，奖金叫做“预奖”，奖金转为资本，如果村民或员工不劳动了，这部分资本便会被收回。而对资本只能享受分红，不能完全自主支配。这既成为一种激励机制，也是制约机制，使人们只能越来越勤劳。“这样，三个主义我这里都有了：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主义利用阶段。”吴仁宝不无得意地说。
思想一体 共同富裕
灵活而又近于宗教化的意识形态，是华西村最大的特色。
如今，“华西村”既是村名，也是可被授权使用的品牌（比如定位中高档的“华西村”牌香烟），还代指一家涉及农、工、商、建筑、旅游五业，拥有六七十家工厂，出产多种金属制品、纺织品等并拥有大型仓储物流服务设施的企业集团。然而与许多企业不同的是，这里有着颇具政治色彩的独特“企业文化”。
这里的人们似乎都被吴仁宝宣扬的社会理想深深吸引。一位祖籍东北的司机师傅，1987年就到华西村打工，并成为第一个落户华西村的外地人。他说：“我们对华西村的思想深信不疑，因为我们确实得到了实惠。”
82岁的吴仁宝就像西方的清教徒，每天只吃面条、青菜和鸡蛋，尽管有糖尿病，但身体保持得十分健康。他每天坚持在华西村的民族宫大会堂做数场报告，向华西人和周边村民、中外媒体和游客们宣讲其对“共同富裕”理想的追求。在他的故事中，秘密工厂、“两面三刀”地应对上级检查、改制大潮中的“坚持公有”等诸多轶事，都成了其领会和坚持“共同富裕”理想的注脚。
吴仁宝还亲自编写村歌、指导艺术团，把华西村的思想与经验用美妙动听的歌舞剧、快板剧向世人传播。
建设地标建筑，也是吴仁宝非常热衷的一件事。除了很早建成的“华西金塔”，一座呈三足鼎立状、最终将达382米高的“农民公寓”大厦，也将在华西村建村50周年时投入使用。这些地标建筑也被赋予了独特的思想内涵，仿佛是物化的精神，在向世人诉说着华西人的理想，并和华西人一起，虔诚守护着这座“共同富裕”的理想圣城。
华西村的天是晴朗的天。沐浴过“莫拉克”台风带来的连日降雨后，华西村民族宫大会堂在久违的阳光照耀下显得焕然一新。在那里，吴仁宝对笔者说：“接下来，我没有新的大手笔，但是我要干到85岁。我希望到85岁的时候，能够看到华西集体净资产至少要有250亿。落户华西的人口能从3万5千人增到5万人，这样就好了。这是我的看法，今后就是他们的事情了。”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