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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八:危机过后的国际金融服务业(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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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八:危机过后的国际金融服务业

金融危机使金融服务行业产生了巨大变化。大型独立投资银行已经基本消失,摩根士丹利高盛公司集体转型成为了银行控股公司。另一方面,许多大型商业银行试图进入投资银行领域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在金融集团化方面的尝试,如花旗集团,经实践表明是灾难性的。“太大而不能倒闭”的逻辑,被广泛且正确地指责为保护了很多不负责任的企业。薪酬体制无疑也是导致过度承担风险的原因之一,评级公司亦难逃其究。我们是否已经能看清金融危机过后的金融行业的轮廓?中国与处于危机中的国家相比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可以从中学习借鉴哪些东西,以利于自己未来的金融改革和发展?

主持: 理查德•麦可格 金融时报北京分社前社长

演讲嘉宾:

张子欣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齐藤 东京证券交易所集团社长兼首席执行官

布莱恩•杜普雷特 MMC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鲍达民 麦肯锡公司亚洲区董事长

罗纳德•欧汉利 纽约梅隆银行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纽约梅隆银行集团副主席

[理查德·麦可格]非常感谢,很少我们记者可以听到人们为我们喝采,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光临我们今天的会议,这是为期两天的会议当中最后一节会议。我们主题基本上涉及到两个内容,第一,就是经过这一次的金融危机以后,可能会新出现的金融秩序,这一次影响了所有的金融机构,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第二,这对中国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借鉴的意义?有人现在怕中国会总结出一些错误的教训,就是说决定不应该进一步的放开经济,放开金融业。我今天上午看报纸,看到欧洲内部市场服务委员做了这样的评论,他说不负责任的贷款、盲目的投资、很差的流动性管理、评级机构的失误,现在已经退潮了,退潮了以后,金融市场各主体的窘境是显而易见的。

[理查德·麦可格]今天我们安排了非常杰出的讨论嘉宾小组来分析相关的问题,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多赘述,我先简单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位是齐藤惇先生。

[齐藤惇]我想谈两个方面的情况,首先是最近这一次危机的爆发原因,第二是公司治理,就是这一次金融危机而言,很多人批评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美国的政策。但是我想,现有的经济体系,它的一个替代方案,就是所要求的这个替代方案,我想很难把我们引向欣欣向荣的局面。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亚当斯密等等很多学者主张没有得到充分考虑,难道真的是经济让我们出现了问题吗?换而言之我们能不能断定这是华尔街的活动最终导致了这一次金融危机?引发这一次金融危机的市场活动,可以说践踏了市场化经济的基本要素,比如说信息披露、公平、诚实、开放市场原则,实际上出现了很多隐瞒、贪婪、无知的这样一些行为。因此我想引发这一次危机发生的行为不是市场经济的行为,而是反市场的行为。

[齐藤惇]同时我觉得这一次的金融危机,可以说对于市场主体滥用市场职能,谋取自己的利益,因此遭至了愤恨,也遭至了重罚。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说这个当中有少数人是鼓吹市场最大,轻视政府的作用。但是有很多人也注意到现代化的公司组织,也就是19世纪以来所谓出现的这些社会实体,他们的根本理念,就是说不仅受股东约束,也受各种利益相关者的约束。因此作为私人实体开展的活动,受到国家治理的约束,因为他们是社会实体。我想我们应该要部分纠正我们最近30年所出现的一些价值观和伦理观。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有能力、有力量来创造一种纪律良好的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当中充分保障自由和平等。并且能够给每一个资产都能够带来最佳的价值,通过供应,并且流通一些非常健康的工业资本来实现。

[齐藤惇]后面我想给大家谈谈有关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理想来说公司经理,全世界公司经理都应该以一种有很强道德价值观、责任感来管理,并且这个公司的价值就是在于对社会做多少贡献,这只是梦想中的情况,现实并非如此。让专门机构对他们进行监管,如果出现错误的情况,可以对他们进行处罚。另一方面越来越清楚一系列丑闻事件,通过最近的情况,得到进一步澄清之后,这些公司虽然要合规,要花很多成本和代价,但如果不合规将会很难合适的起到自己的功能。时间和金钱都花在这一步,在角色等上面,而真正缺乏对道德价值的核心认识。同时过分的监管并不一定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这是我刚才所说的。

[齐藤惇]考虑到这一点,我认为需要有一个确定下的形式,但我们不能依赖某一个特定形式,这一次金融危机表现,我感觉美国在民主党的管理之下,德国还有法国都需要对现有框架的政府进行改革,正因为这些公司本身,包括社会组织,如果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追求市场上的利润,那么一个国家以及人民的稳定和福利并不一定能够相应的得到满足,这是在这个领域需要政府和企业之间就他们合作和理解上面达成共识,共同追求自己的目标。但要这么做还是有困难的,正如我所说的,我担心政府,尤其美国政府有一点太过于放开了,这需要重新思考。公司治理意味着公司的管理,主要的公司管理原则的这些实现,正如这些公司管理原则各个公司不相同,公司治理也是因公司而宜的,如果进行统一公司治理,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应该实施一些基础的,最少的监管标准,或者基本原则,这是全世界都接受的,而让整个公司管理评估体系让整个市场去做,私营经济这些管理人员,公司的高管都不需要记住,就是资本主义只有通过自由经济活动,才能够进行,同时需要很高的道德观念。

[理查德·麦可格]下面我邀请张子欣,是平安保险集团总经理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张子欣]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我预备了几个图跟大家一起分享,五分钟讲完。08年的金融风暴当中,中国金融业也无可避免受到了冲击,但我们相信,非常的坚信,这是暂时的,未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平安作为国内主要的综合金融集团之一,我们也是在去年无可避免的受到了金融危机的一点影响。但我们一直都在坚持,在竞争中求生存、创新中求发展。目前比较严峻的全球经济形势对我们来说,一方面既是挑战,但也是机遇。过去十年我们致力于发展一个综合金融的服务模式,从三大支柱业务,保险、银行、资产管理均衡发展,应该高度集中的作业和IT系统建立我们一直推行的一个客户一个帐户、多个产品、一站式服务的平台。我们发展这个模式主要是来源于客户的强大需求以及对中国平安品牌高度的认可。

[张子欣]我们认为目前推行这个模式,集团控股,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整体上是目前最符合中国的发展时机的一个金融控股模式。平安经过实践多年,已经得到了这些,相信得到广泛认同。平安集团下属的所控股的子公司,内容包含信托、证券、资产管理等等领域,未来我们有信心能够保持各业务的稳定增长。我们拥有非常年轻的客户群,这是中国市场给我们的机会。平安的客户平均年龄只有大概三十几岁。近几年新生客户来看,有将近80%都是在40岁以下,他们收入未来一定会持续的增长,而且资产跟财富,相当长的时间,未来20年会不断累积,对金融产品的服务也会有庞大的需求。

[张子欣]平安我们是比较幸运,拥有一个完整的金融平台,做一站式的产品组合,满足客户多方面的需求,同时我们提供非金融方面的一些增值服务,有利于我们获取更多客户,并且为每个客户累积更多资产,打造中国平安成为客户心目中首选的品牌。但是要贯彻这个模式,提升服务水平和效益,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标准化、高度集中的后援支持,因此平安在浦东张江全国后援中心也应运而生。平安用了大概十年时间建设一个集中的后台,应用了全球目前是最新最好的科技,在加强风险的管控,降低成本,促进销售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初步效益,为业务持续增长提供了保证。

[张子欣]这种综合的模式,经过金融风暴之后的冲击能否维持下去?我想在这里强调,这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观察,其中一个来源是因为部分国家未能够有效的来监管金融创新,创新已经赶在我们监管之前了,尤其是高杠杆,信贷证券化的业务,这是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引用我们银监会刘主席一个话,市场是全球化的,但是比赛的规则还是有国界的。中国监管机构一直靠的是风险防范,审慎、稳健,比较循序渐进的完善我们监管环境,我们相信将会有利于避免中国发生类似的危机。而平安,本身我们发展的综合金融模式,也是在中国市场上面,经过十年探索,我们综合金融模式并不是经过一个大型的并购,我们不是百年银行跟一百五十年的保险公司,我们不是,我们经过了过去从创业到现在,十到二十年的探索,自身的发展,可以说我们伴随着平安的客户群,伴随着我们客户一起来成长,所以我们相信这个模式本身是非常符合中国目前发展的时机,长期也是具有可持续的竞争力。这个综合模式我相信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谢谢。

[理查德·麦可格]谢谢您。我相信等一会儿还会再进一步谈到刚才您所说的一些问题,您说到我们花旗已经是一个金融市场上面重要的角色,相信平安集团同样在中国也是如此之重要。下面一个发言人是MMC公司的,他今天代替布莱恩·杜普雷特做发言。欢迎你席伯伦。

[席伯伦]谢谢。我来谈一下,论坛当中大家已经谈了很多了,我来谈一下高管薪金问题,高管报酬以及与现有危机的关系。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研究所最近也发表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撰写方也有我们公司的代表,谈到全球金融机构如何来关注高管报酬以及激励机制方面,我有一些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席伯伦]坏消息,这个国际金融研究所去年发表了这个报告,是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前,他提了7点原则,涉及到这些高管报酬以及激励机制方面的一些原则。比如说当中的第二大原则,薪酬不应让企业来承受过多的风险。第三原则,报酬必须要和风险加权的回报连在一起。我们相信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风险肯定会进一步减少。而且公司总裁的薪金应该和特定的公司,固定部门的收益也要有一定的关联性,不仅仅是和整个公司的发展情况完全相连。第五点是公司整体情况和风险管理目标完成情况以及公司总裁薪金联系在一起。还有是长时期公司管理人的表现情况,应该考虑到他们总裁离开职务时候的一次性薪酬联系在一块。还有最重要一个原则,是公司薪金应该对股东充分透明的,让股东充分了解。这个报告涉及15%的金融资产和30%左右的一些金融机构,那些都是坏消息。

[席伯伦]我现在说一下好消息,95%的人认为过多的薪酬鼓励了风险和投机,将会造成目前的这个问题。但是大约有2/3的人在努力保证,就是承担过多风险的公司不要有太高的薪酬,只有一部分公司,11%的企业在对那些,就是进行风险加权的薪金加以考虑。有很多人都承认公司的薪酬、高管薪酬是造成当今问题根本原因,但是只有11%的公司,很少部分的公司对高管薪酬以及所承担的风险挂钩。还有一些比较好的消息,将近80%的公司在努力缩短这个差距,有60%公司有可能在他们努力结束之后,能够使得公司的薪酬和这个风险完全挂钩、对应。

[席伯伦]还有一些非常大的挑战,要建立起和风险挂钩的,或者和以上7条原则共同挂钩的机制还有很多挑战。首先如何对风险进行合适的评估,不应该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方式,应该让所有的公司都能够做到。但是要做这样的衡量和计算,就需要一个黑盒子,这就影响透明度,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会造成很多人不希望出现变化,如果要一个公司发展的话,就要大家达成高度一致,而且他们要相信薪酬机制战略上面也是正确的。最后还有一个,要成为市场上第一个做这个事情的人,往往会面临一些困难。这就意味着如果你工资薪酬方面做一些改革,导致一些客户、股东倒向你的竞争对手,对你是不利的。先说到这里,还有到问答部分再进行讨论。谢谢。[理查德·麦可格]下面请麦肯锡公司亚洲区董事长、候任全球CEO鲍达民先生发言。

[鲍达民]我们对麦肯锡非常熟悉了,其实他有两家客户,另外两个专家也是麦肯锡的客户。我想简要介绍一下我们的趋势,上海在迈向国际的金融中心,以及我想谈谈危机之后上海会是怎样的?新的趋势会怎么样?首先我们看一看世界金融服务的这种资金大概2007年是三万亿美金,你想一想金融危机的程度,我觉得现在大概到了一半,金融危机还有一半要走。如果你比较乐观的话,我觉得在这个行业,资金会有大幅的缩水。我们非常希望整个世界不要像日本过去“消失的十年”一样。在每一种情况下,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我们都会看到很大一块收入都是来自于亚洲。在每一个情况中,都有12%变成了3% ,我们看到这种像亚洲的转移越来越快。

[鲍达民]另外在2007年,最大的几家银行金融资产已经从21%降低到9%到10%。另外我们也非常担心保护主义对全球贸易的影响。这些非贸易壁垒现在已经出现,特别是看一看存款,在不同的国家,他们的存款有很多法律法规,还有一些非正式的来自于监管者给银行的一些指示,使用存款,用于国内房贷、用于国内的机构,这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还有就是行业的结构会进行变化,会更加整合。我们知道上一次金融危机当中,亚洲有一半的银行进行了兼并收购,我们觉得现在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趋势。并不是说银行太大了,所以不能倒闭,而是太相互关联了,所以不能倒闭。这也是中国必须要关注的,金融机构肯定也会碰到这样的现象。

[鲍达民]如果我们要看一看现在的变化,我们的交易对手可能会有更好的一种看法。我们觉得可能会有更加多的垂直整合的模型。花旗银行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现在必须要有更多的整合,必须直接获得存款,直接进入零售市场,这样才能存活。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垂直整合,同样也看到一些新的模式,叫做简易的银行或者精易银行,安全的银行,把资产投资于一些安全的债券等等,过去几年当中我们看到一些富裕的人群,他们很大一块的资产,如果存在一些没有进行很大房贷投资的银行,资产都得到了保障。我们会看到消费者的行为会有变化,每一个危机之后都会改变消费者的行为,我们很希望看一看危机对中国消费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鲍达民]从金融中心角度来说,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变化。在一些更小的国家中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有一个金融中心,这个金融中心有没有好处。你必须要拯救很多这里的金融机构,所以我们需要更多、更小的地方,必须有更多的这种合作。比如说新加坡,你必须要考虑我们到底有多少大机构可以在这里登记注册,出现问题能否拯救。这个对于日本来说有很大的机会,因为他们有很大的金融服务市场,当然他们也需要很大的改革。正如刚刚一位东京的先生所说的,我们面临很大的压力。另外一个从长期来说我们不能忘记一个很大的走向,我想这会加速亚洲的发展,那也就是基础设施,有十万亿的花费,再加上用于全球基础设施项目,在10%到15%之间,看你怎么统计,中国也是其中一块。我们有了米、水,我们看很多金融创新会由此产生,还有一些消费者。现在我们得益于这个世界有很多消费者来自经合组织。我们最后还有一些新的贸易规则也会出现,这和过去所熟悉的不太一样,新的丝绸之路在中国和中东之间,印尼和中东中间,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机会。澳大利亚,以及北亚地区等等,这些路线也带来新的贸易路线。

[理查德·麦可格]非常感谢,下面一个嘉宾是纽约梅隆银行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纳德·欧汉利,是来自于纽约。在过去纽约广受指责,我觉得这很大程度是资金管理公司的责任。

[罗纳德·欧汉利]非常感谢您刚才的介绍,您所说的这些都不是我做的。主办方让我们介绍一下,新的监管框架是什么?危机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对上海成为金融中心有什么影响?在左边没有一切都是正确的,在右边一切都没有了。如果你这样想就很好概括了这样的情况,危机。虽然危机非常严重,我们一直谈论现在的环境,但是我们却忘记了一点,就是我们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情况。第二危机之前也有过一段好光景,这让我们想到一些经济的背景,金融的全球化带来经济和贸易全球化,就带来了繁荣。这种经济繁荣是难以想象的,在70年代也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不能忘却这一点。更多人体验到了经济富裕带给他们的成果。

[罗纳德·欧汉利]你想得更近一些,2007年之前,每一个经济体都进行了增长,除了津巴布韦、朝鲜和古巴,其他所有的经济体都体现了增长,不是说他们如何特别,只是说明,今天这个情况之前有过一段好光景。我们好好想一想如何回到过去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好光景、坏光景都会出现。我们需要做一些监管方面的改革。我说的东西可能没有听过,现在我们必须监管过度的杠杆,我们必须限制过度杠杆的途径。为什么会出现过度杠杆?存款率高的国家和赤字率高的国家非常不平衡。这可能会带来过度的杠杆。第二是利率下降,第三就是全球对于投资收益的饥渴,所有的投资人都希望把那些存款用于高收益的产品当中去。在美国的杠杆就像一个驱动器一样,其实住房政策也是带来高杠杆的一个驱动器。根据美国住房政策,美国鼓励所有人,无论成本,拥有一个房子,所以出现了次贷这样的产品。之前住房政策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买得起房子,之后出现了次贷危机。主要是风险管理的缺失。

[罗纳德·欧汉利]听到很多人说复杂的衍生品、复杂的新产品带来的问题,我一点也不同意,如果看看衍生产品市场表现,表现是你想它这样就这样了。其实我们应该想到衍生产品的表现就是这样的。我们放贷的时候已经允许借款人没有任何的还款能力,我们之前设计就是这么做的,这不是衍生产品自己的责任,因为模式出现了问题。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业务模式,当然要谈这个,再多时间都不够。全面性的银行会回到我们实现当中,基本的功能,需要吸储,这样才能竞争,因为银行也需要存款来进行投资。我们又回到了关系银行业,对于其他银行来说,再也没有光提供服务的银行,证券化市场我等一下会详细说,保险公司有很多不透明的风险,在保险公司,现在要变得透明,风险透明化,有很多的年金,看到对冲和对冲的技巧,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需要来获得固定的年金。.

[罗纳德·欧汉利]最后是评级机构,我想谈谈评级机构。我们必须改变原来一些公司自己付钱资助的机构,改变成就是由用户来付款、付钱给这些公司,而不是被评级公司付钱。这样才能保持其客观性。这就是需要改革的业务模式。

[罗纳德·欧汉利]监管方面应该做什么?首先我们监管者必须坚持高质量的风险管理,如果年纪够大,应该记得SOL存贷款出现的危机,这不是很复杂的,只是基本地方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透明度来进行风险管理,监管者了解这一点,我们不能让风险处于这种半透明之中。第二我们必须很好的去定义风险的偏好,监管者必须做出定义,让风险管理放入战略决策当中去。第三,我们要坚持恰当的风险治理结构,我们不能坐在那里说别担心。我们看看现在信贷组织很好的进行信贷放贷机构的风险管理。另外基于文化的风险管理,我们必须建立起风险和薪酬之间建立起一样的关系。将来我们还会推出债券化的模式。在美国银行当然会放贷,但问题是这个引资银行受到了打击,我可以向各位保证整个世界,如果光用标准银行来放贷,这个额度是不够的,需要一些证券化才能保证充足的信贷,但这个更需要透明度,这是非常必要的,将提供足够的能力,而且提供针对性的现金流。监管者必须要保证我们的证券化市场还是得以发展。

[罗纳德·欧汉利]最后最关键的一点,我们必须重新定义最大而不能倒闭的,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行业一直讨论道德的风险,这个概念很模糊,很多人对于太大猜错了,在我们这个公司,好比贝尔斯登,我们觉得当时太大了,所以不能倒闭。有一些人猜错了。第二如果机构被认为是太大所以不能倒闭,我们必须有不同监管,这样会有过多的选择。当然我不是知道所有的选择,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太大而不能倒闭,我们需要重新定义,而且这些机构需要不同的监管。总之而言我们谁都不希望出现危机,但是我们看看上海现在的现状,这里正在发展起一种新的体制,我想可以吸收很多这一次危机教训,未来能够做得更好。

[理查德·麦可格]非常感谢。问答之前我希望先把话题转到中国的身上,为什么中国现在应该倾听外面人的一些建议?一些忠告?我们知道大的银行,过去高盛、美林都是跑到中国来,给中国提供很多的建议,后来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两三个月之前,中国这些银行的绩效发布,这都是头条新闻,当时胡锦涛主席在国外出访,但是新闻的头条却是发布的这个内容。我想请你讲一下,目前主张银行业的开放有难度,因为西方被认为是由于过于开放而出的问题,你现在认为西方对中国能提供什么样的建议?

[张子欣]这个问题很好。过去20年中国一直在学习西方的市场,不断的向他们借鉴,但是借鉴过程当中越来越多是一个互相分享的情况,中国也是不断按照自身需要、自己节奏在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能够贡献出来的他人学习的内容越来越多。十到十五年之内,我想这个平衡,就是谁向谁学的更多,我想基本上已经趋于平衡了。我还是想简单的谈几句,这里面我们要小心一点。是这样的,首先监管框架,这边的监管框架不一样。中国的金融业一直由四个职能明确的不同部委进行监管,有银行、保险、证券,还有人行,这四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应该说越来越紧密了。国务院在这方面也投入越来越大的力量。所以这个风险外溢,扩大的风险越来越能够受到控制,系统风险越来越能够受到控制。我不觉得有什么过大的系统风险了。

[张子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上海可能是唯一的例外,是国内最繁荣的一个市场。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就是要填补一些最基础的这些要素,都是吸收世界其他地方二战以后的一些经验教训。可能在中国的环境当中看起来很有创意,但其实都处于很基本性的东西,我们还没有涉及到很高的杠杆比率等等这样一些机制,还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我们希望要满足消费者的需要,金融行业的零售这一块,要满足30几岁、40岁消费者的需求,他们收入是不断上升的,整个经济还在蓬勃发展,他们在快速的积累财富和资产。因此至少在零售这一块大家都是处于同样的一个起点,满足了一些需求。品牌也是一个问题,当人们能够信任一个品牌的话,可以发挥品牌的作用去发展更多的不同产品。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说,我想我们可以更多的有这方面的作为,能有机会继续做下去,至少可以做10年到15年,那个时候可能新来乍到者机会没有那么好。

[齐藤惇]这个论坛的主题是金融中心,把上海建设为国际金融中心。日本经验来看,我可以这样说,谁要是希望成为金融中心,国际中心也好、区域中心也好,我想就别想从中赚钱实现利益。怎么讲?金融中心是给全世界去利用的,任何国家,日本也好、中国也好,如果你要让国际金融中心服务于本国的利益,那么这个注定了要失败。所以日本一直坚持外汇控制、外国投资的这个限额,一直到96年都有这种限制。到96年的时候,我们就决定放开,取消所有这些限制配额。外资持股比例不再限制它,可是已经有一点太晚了。东京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情况,这个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充分实现。

[齐藤惇]另外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货币是一个问题、语言也是一个问题。所以伦敦、纽约这样的地方有它的优势,不论美国的经济条件怎么恶化,只要全世界的人们都信任、都相信美元作为一种结算工具,那么美国可以一直享受其货币地位带来的好处。还有语言的问题,中文和日文,毕竟不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语言。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很努力打造金融中心,但是也有限制。

[席伯伦]我讲两点,2003年,我在中欧国际管理学院教银行业的课程,98年的时候就到渣打银行,帮助渣打脱困,现在这个银行已经表现非常好,当然这个不能说是我的功劳,我五年前就离开了。但是可以这样讲,就是在管理金融机构的时候,可以让金融机构实现很好的绩效。也可以让中国的银行脱困,可以转亏为赢,出发点应该是你的战略,这个战略应该由你的核心能力驱动,再结合风险管理,之后大家的利益要协调一致,包括薪酬。显然在这些方面中国一直在取得进展。

[席伯伦]问题贷款这一方面需要得到更多的注意,我想无论是各个机构也好,还是政府监管部门也好,确实是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另外我很高兴这一次论坛当中有一个基调贯穿了各个监管部门和央行的发言并不是说西方出了问题我们要重新思考整个目标。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基调,很好的分析西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便避免出现同样的问题。现在国际金融界出了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有一些国家,金融方面表现很好,加拿大金融业很好,德国也很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中国、东南亚,很多国家也学到了经验教训。特别是在美国,这个监管范围以外的金融服务不断发展,这个有毒资产也是分布到世界各地去了。但是这个问题更多是集中在一些局部的地方,而不是说真的蔓延到全球的金融体系,不是这样的。

[鲍达民]要建立一个金融中心要很长的时间,需要硬件和软件来支持,我觉得很关键一个是风险管理,这是我想谈的。风险管理的挑战,他们有很强的控制体系,但是有这么好的体系,没有很多人进行加以运用,就是人们的行为和做法还并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软件的应用需要进一步强大,还有机构的一些文化需要进一步强调。上海成为一个金融中心,已经有很多的发展动力,因为中国有很多的内陆。上海和香港的合作,这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并不是竞争的。同时也需要和政府好好的合作,设计出一个很好的机制和体系,不是说跑到对面建立起一个监管机构,这需要一个共同合作的精神在这边。同时还要创新,现在创新谈起来大家会皱眉头,但我们还是需要金融创新,中国市场需要发展,现在不能完全依赖银行了,而且还有中小企业融资,还有国内投资和增长进一步发展,仍需要技术、仍需要吸引那些优秀的世界人才到中国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鲍达民]最后我想说的,资产管理能力方面,我们的金融中心,他们不是因为能够进行一些操作性的事务,他们进行的是一些核心资产的管理。中国的机构就可以说有多大比例的核心资产管理是在这里进行的,和中国其他地区相比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才。

[理查德·麦可格]我知道中国要建立一个合资基金企业,目前来说对中国这方面谈一些什么看法?

[罗纳德·欧汉利]现在中国的情况,不能完全靠一蹴而就,我们谈要建立起一个生态系统,生态系统这只是我自己总结的一个说法。我听到现在为止,生态系统是指要合适的人、体制、还有监管机制。而且还有很好的环境去吸引,并且留住最好的人才。有了这些人以后才会有创新,然后才能创造出一个文化环境,我们说的商业文化和非商业的文化都会进一步发展,而且能够获得更多支持,所需要的支持服务机构。比如说律师和会计方面的这些知识。如果你们愿意听一些美方建议,我也会提供一下,你们应该想想如何将上海成为一个大家愿意来的地,而是不得不来的地方。愿意来和其他地方相比,特别愿意选择上海,我觉得这将是上海很好的发展机会。

[理查德·麦可格]还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进行问答流程。

[现场听众]我想问鲍达民先生一个问题。首先祝贺您新任高官,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咨询公司的总裁,麦肯锡,现在帮助中国全世界金融监管部门进一步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工具来应对金融的危机和金融创新,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了一个笑话,您和诺贝尔获得者说的,您说您觉得目前的金融危机和一个国家拥有多少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数量成正比。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星球大战时代的金融产品,但是金融监管还处于旧石器的时代,您如何看待?

[鲍达民]非常感谢,对你的问题我想提几点。首先我们两年前和旧金山联邦储备委员会开了一个会,我们觉得这些监管部门没有获得足够的培训和教育,我觉得这不是监管部门的问题。考虑到在他们这边花的钱,给他们这些部门花的钱,我觉得没有多少金融机构花钱发展多少金融人才。这是我们的问题,不是他们监管部门的问题,这是我们需要想到的一点。第二个要说到的一点,和我们很多的金融监管人士进行合作,一些是我们的校友,我们都同意,这两者之间,人才要进行互通、市场和监管机构的人才进行互通,这和加拿大体系非常像,加拿大体系十年前就已经发展成这样了,银行管理者需要将他们那些非常优秀的人才转移到监管部门去工作,然后几年之后再回到银行工作,有这样一种人才回流机制,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时间花在很多应该花的地方。过去五年时间里面我们还没有在这一点上做更多的努力。

[现场听众]根据最一些新闻报道,中国政府提出要让上海在2020年的时候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时间点都给出了,你们认为有什么标准定义,上海只要达到这个就能成为金融中心了。在你们看来,一个城市成为金融中心需要满足哪些条件?现有国际金融中心是哪几家,从世界来看?你们觉得2020年,上海能够成为金融中心吗?[罗纳德·欧汉利]这个规划是不是就类似于中国五年发展规划这样一个期限呢?我是全球跨国公司到上海这里融资的经理之一,很多人像我一样,到这里融资。第二上海人才流动机制非常灵活,我们觉得2020年的时候将会有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到上海工作,和其他地方相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还有一点,第三点,最好的机构都要来到上海,他们要到上海安家置业,将上海视为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上海成为金融中心。再次回到刚才所说的生态系统有没有被建立起来,不是说一个城市一个城邦、一个国家声称自己成为金融中心就可以成为金融中心了。上海和其他的发达城市有这个梦想的发达城市相比而言,上海有一个很强大的经济基本面的优势。

[现场听众]谢谢各位嘉宾每一个发言都非常精彩。我想问的是有关风险管理问题,这个危机中间我们注意到风险管理失败了,风险管理没有进行预警,也没有给社会预警,也没有给公司管理人预警。这个问题是给平安的张子欣先生,也是给梅隆银行的罗纳德·欧汉利先生,您觉得我们就风险管理方面做哪些提高?是管理能力、管理技术还是管理哲学方面要进一步提高?谢谢。

[张子欣]针对08年的金融危机,我想说的,说到底大家都是同舟共济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全身而退,没有人可以躲过去,必须要擅长于你所做的现有工作。你可以说你开的这辆车是最安全的,但是路上所有其他的车都出问题了,而且还有一些高速公路上面出问题的车是坦克,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所处的这么一个环境。要理解这样一个系统性的风险,在座的几位都说到了监管部门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市场的金融创新比监管发展速度快多了,市场毕竟是非常的有高效,他们对风险管理机制变化非常快。但是有一些基本问题失去的,市场的流动性,市场流动性也会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人们会一下对风险有完全的重新认识。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监管部门必须要领先,要领导重新对游戏规则再制定,这样系统性的风险被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鼓励那些守规矩的市场参与者来进一步发展。到未来,我们将会一个、两个零散的问题,而不是大规模高速公路所有车子抛锚的事情。

[张子欣]涉及到未来金融机构的发展,你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平安也没有能够置身事外,而且我们还在进行全球的投资。可以说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高压。历史来说,西方市场,尤其欧洲市场,经历过世界大战、经历过世界衰退,他们还是有很多自己的问题。08年这一次金融危机,我觉得给每一个机构、企业都带来巨大的压力。一般传统的麦肯锡管理模式就不一定能够实施了,引进的是我们风险大概2%到3%左右,我们能很快的将这个风险吸收掉。能够在这些极端压力下的风险管理,我觉得真正分散管理、分散经营,最终这种风险多样化最终将我们从彻底的崩溃中间解救出来。

[鲍达民]风险管理重要不重要?当然是至关重要。我觉得回答提问人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企业的风险管理。原谅一些监管部门,一些问题,说你们是真正的替罪羊,你们产生了这么多非常具有创新性的方案和产品给市场带来了麻烦。涉及到风险管理,我们现有的这种监管部门效果还是很好的,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服务,我们知道高盛和监管部门之间达成合作,制定整个监管机制,是透明的,由CEO和董事会,还有董事长、总裁都要仔细看这些模式,将所有的这些模式跟董事之间进行讨论。但说到底模型还是一个模型。我会对产生价值负责,同时也会对不产生价值负责,这一点就是风险。在国家层面看到的,我们所产生的一个窗口,就是国家风险。在一个系统的层面上面,有一些国家也会出现问题。这在全球经济尤其如此,一个国家如果经济出现问题,很快就会蔓延成世界的问题。

[罗纳德·欧汉利]我想有一个因素很多人会忽视,叫公司复杂性。如果你看一下我们看到的可怕灾难,都是这些企业当中很小的部分,其实没有被注视,比如说AIG,其中应为一两个部门的问题,导致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在我们自己的银行,梅隆银行也是很大的,我们有两个主营业务,就避免了这种情况。并不是说我们比人家聪明,而是这个业务不是很复杂,我们管理资产,管理的人必须要了解这个业务。问题是监管者他们必须也要记住这一点,在某个时候,并不是说这个公司太大不能倒闭,而是太复杂了,无法保证安全。我想提醒各位注意公司的复杂性,无论是监管方面,还是公司治理方面,都要避免过多的复杂。

[现场听众]我想问问日本的朋友,环保基础设施以及洁净技术是逆流而上,有很好的前景。我想问一下你们东京证交所有没有特别的政策、战略以及方案来鼓励这种风险管理很好的公司,在环保领域的公司,让他们到你们的证交所上市?第二个问题是否同意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双重上市,我和纽约证交所的人提过,您是否同意?

[齐藤惇]谢谢您的问题。绿色行业,东京证交所一年前就倡导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很好的地方,在东京设立一个二氧化碳排放的交易所,但是日本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讨论,方兴未已。日本很多人说,这个工业怎么说呢?是更严肃的这种管理金钱的行业。日本对于二氧化碳排放有一个不同的理解,觉得钱应该用于实体经济,而不是一些空洞的东西。不能说是虚假经济,我们钱应该用于实体经济,而不是概念这种。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都认为钱应该用于制造生产,而不是一些什么碳权交易,这在日本还没有广为接受,尽管日本有责任来倡导京都议定书,但是即使是京都议定书,现在美国没有签署,我们日本自己都不太接受它了。特别是美国、中国、印度还没有接受京都议定书,还没有签署,所以日本已经敲响警钟,说我们是人员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由于97年的油价高涨之后,日本就开始开发,尽可能提高能源的利用率,所以我们能源效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之一。为什么让我们来花这么多钱买碳排放权呢?这种论调现在在日本广为接受,所以我们当然愿意在东京交易所开始交易绿色公司或者是碳权,但我们还在等待我们当局的决策,可能还是要在国际会议中,签订一些协议后才能真正实行。

[齐藤惇]第二个问题,双重上市,有一个城市,我们有很多公司是在东京和纽约同时上市的,我同意邓肯。为什么不呢?我们应该有一个双重上市,很多日本人、日本的股票都是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80年代到纽约上市,我们希望进一步加速这一进程,我们也愿意接受外国公司来这里上市,特别我们会开一个特别的市场,以及我们和伦敦证交所一起建立一个合资企业,这个月开始这个新的市场将开始运营。我们不要求日本的会计准则,季报也是不要的,英语的报表也可以,也不用季报,没有强调一定用季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市场,我们要成为成为亚洲的金融中心,所以我们造了这样一个市场,对我们来说双重上市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现场听众]我们谈到了风险,我是一个风险专家、专业人士。众所周知,中国的金融服务行业取决于债务,90%都是如此。我们想问问各位专家,特别是齐藤惇,另外的国家、另外的平台你们如何分散融资的途径?非金融机构在你们国家,在过去20到50年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对于资金来源的多样化方面等等?

[齐藤惇]日本过多的依赖于传统的资金来源,现在日本已经看到间接的融资渠道也是有用的,过去过多依靠直接融资的渠道,我也做过这方面的工作。间接融资系统,作为一个银行家来说,银行家必须很好的来进行公司治理,管理这个公司,发放贷款的公司,这样效益很高。但是,是从资金资本主义出现以来,自从这个趋势出现以后,他们要求公司利润最大化,就是基金公司投资了这个公司股票以后要求利润最大化,不是非常关注资产负债表的稳健,会看一看资产负债表,但是基金更注重每股盈利收益,间接式的融资并不是说不好,但是问题是我们需要一些结构平衡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不能偏重一方。

[鲍达民]我想补充一点,我坚信我们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市场,如果有90%是从银行融资,我觉得非常危险。如果看看97年的危机,有很多不良贷款都是隐藏的,金融危机的时候受很大的冲击,好的时候没有问题。比如说看看资产负债表。其实如果你每天根据资产负债表的情况,我们觉得这个资本市场可以做很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贷款的定价等等。我想谈一个例子,一个加拿大的系统,一个银行的CEO,他并不知道,投资银行家说别担心,这是市场上面进行交易的,我们可以帮你管理这些东西。这个银行家说不懂,可否解释一下。然后花了一个礼拜,是一个数学的博士,他说他研究了一个礼拜还不懂这个是什么,我却不相信你们能弄懂,所以结果不要相信这些东西。他们银行就没有买这样的资产。我想说市场有时候是非常脆弱的,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力。但我觉得这也是改革所谓的金融生态系统一部分,我们也不得不开发这样的市场。

[张子欣]中国经济正处于这样的阶段,几个银行提供贷款让企业得以发展,金融危机以后,一些银行不得不反思一下,希望经济衰退不会太严重。我们看一下贷款,过去几个月当中贷款的激增。银行如何在经济波动中保证安全,今后我觉得危机好一点的时候,我们仍然非常需要非银行金融机构来提供资金,私营部门可以得到更多资金,市场已经证明过去20年当中,中国效率越来越高,把资金运用于私营部门之后,效率运用会非常的高。当然有一些渠道被监管,有一些还没有得到监管。但中国在金融改革方面的一大重点就是需要更深入的、更广泛的债券市场。如果要当成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上海或者中国现在缺少这样一个债券市场,而且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代表保险公司,我确实需要一个给我们带来多元化的债券市场,而且是很完善的债券市场。这在将来十到二十年当中,是非常关键的。

[理查德·麦可格]我想时间到了,最后感谢各个讨论嘉宾积极参与,也感谢你们坚持到最后,谢谢,也谢谢主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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