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俊峰：另眼看待通存通兑

■国是评论■聂俊峰

近一段时间，社会金融支付领域发生了几件“重大新闻”：央行小额支付系统在全国范围内上线开通——民众初步实现各银行间的通存通兑业务；中国银联开通信用卡在线免费跨行还款业务；工商银行提高境内同城跨行取现手续费招致“垄断指责”。这几件新闻看似并不相关，但却都反映了中国社会支付体系的进步与潜在问题。通存通兑的同时，有关大银行收费过高的舆论批评此起彼伏。然而笔者认为，不论是作为“正面新闻”的通存通兑、在线还款，还是作为“负面新闻”的跨行取款收费，核心的问题都是跨行交易背后的定价机制。

尽管部分媒体对通存通兑手续费颇有不满，但在开办初期，由各商业银行自主收费的定价机制值得称道。因为当前各家银行的网点资源、客户规模等大相径庭，只有采取市场化的差别定价机制才能确保银行开展跨行存兑的积极性。未来随着市场的变化，各家银行完全可能根据成本收益而采取灵活的减免互惠，从而以市场化的方式逐步降低通存通兑手续费。笔者之所以提倡银行自主定价、反对行政定价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客观依据。

在前段时间的ＡＴＭ跨行取款手续费事件中，媒体炮火一致指责工商银行等“合谋垄断”。但商业银行其实根本缺乏银行卡跨行交易的定价权。同跨行查询收费一样，跨行取款手续费也是一个因行政垄断定价而“转嫁”消费者的收费项目。其根源即在于行政介入定价。

当前的ＡＴＭ市场上已经不存在大行垄断。即使国内ＡＴＭ布放量最大的五家银行——工、农、中、建和邮储银行，其中最大一家所拥有的ＡＴＭ机具数量也仅占国内ＡＴＭ总量的１０％。在发卡量方面，以往大行垄断的格局已经演化为今天的“百家争鸣”。招行、广发、民生等中小银行在信用卡市场凭借各色创新已赢得一席之地。因此，在银行发卡和ＡＴＭ机布局方面，中国银行卡市场已经体现着充分的竞争态势。而且，根据银监会所制定《商业银行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监管法规，银行卡跨行取款收费属于商业银行“自主定价”的范畴。根据经营成本、市场竞争等因素，商业银行有权调整跨行取款手续费。工商银行等此番调整的主要是“ＡＴＭ同城跨行取款手续费”，异地跨行手续费基本未变。其间也并没有媒体所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迫使商业银行不惜以“犯众怒”的姿态调高跨行取款收费标准？问题的根源又在哪里？

首先，当前的ＡＴＭ跨行取款定价机制并不是市场化的结果。相反ＡＴＭ和ＰＯＳ跨行交易的定价和话语权皆由中国银联掌控，商业银行只能被动接受其利益分配格局。２００４年初，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了由中国银联制定的《中国银联入网机构银行卡跨行交易收益分配办法》。其中，ＡＴＭ跨行取款交易收益分配采用固定“ＡＴＭ投放行”和中国银联服务费方式——持卡人在ＡＴＭ机上跨行取款时，无论同城或异地，发卡银行均须支付３．６元的手续费。这３．６元的手续费，ＡＴＭ机银行获得３元，中国银联获得０．６元。也就是说，虽然消费者在同城跨行取款中需支付发卡银行２元每笔的手续费，但发卡银行实际上却付出了３．６元——亏损１．６元。这３．６元的定价标准在当时并未经过发改委、银监会等政府监管机关的价格听证、成本监控等监管环节。商业银行之间也不可能采取资源共享、优惠互免的措施。

其次，按照中国银联主导的跨行取款定价机制，商业银行特别是四大银行的ＡＴＭ跨行取款事实上是保本微利，甚至存在亏损的可能。“２元－３．６元”的利益分配格局从表面上看是“照顾”了ＡＴＭ机银行和中国银联的收益，但实际上，在现代通讯成本日益降低而ＡＴＭ机具投资维护成本仍然较高的情况下，只有中国银联获得了持续稳定的收益。以工商银行为例，如果工行ＡＴＭ机受理“外来”银行卡的收益小于工行卡在外行ＡＴＭ的支出，工行完全可能在同城跨行取款业务上入不敷出。根据笔者与四大行有关专家对工、农、中、建四大行上述数据（建立变量和函数关系）的初步测算，在不考虑投入、人工等运营成本的情况下，四大行在银行卡跨行取款业务的每笔收益不超过０．７元。而且，随着持卡人行为、市场格局、ＡＴＭ机和发卡量等“函数变量”的变化，商业银行的收益存在着持续下降的可能。

其实，ＡＴＭ交易手续费简单看就是一个银行间的“零和游戏”（未算向持卡人的收费），也就是大家的总付出和总收入相等，只是少了银联拿走的部分。这一情形就好像一个赌场——输家输掉的钱等于赢家的赢到的钱，始终稳定受益的是赌场（因为要抽成）。可是如果赌场的抽成过高，而“赌徒”们的成本又比较高，那完全有可能是整个赌场没有赢家。也许，这就是工商银行上调跨行取款手续费的真正原因。现在银行间的通存通兑道理亦然。

从晋商票号到近代银行业的筚路蓝缕，“汇通天下”一直是民族金融业孜孜以求的梦想。在现代金融生活中，柜台的通存通兑、银行卡跨行交易无疑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跨行交易的定价机制不能回归市场的原则，不能赋予商业银行自主定价、自行建立“赌场”的权利，真正的汇通天下也就未竟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