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院士王晓东："体制外"的科研所是怎样的？

另一次备受瞩目，是在2015年1月未来论坛创立大会上，出现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王晓东和饶毅三位优秀华人生物学家首次同台作主题讲演的盛况。

今年2月，王晓东和前保诺公司(Bioduro)创始人欧雷强(John Oyler)共同创建的百济神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百济神州”)逆势登陆美国纳斯达克，成为2016年第一家赴美IPO的中国公司。

而这一次王晓东露面的直接原因，是他和饶毅正在为一个由民间多元化资本创立的科学奖项——未来科学大奖担任生物学家评委。

“我感觉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们国家科学界的一件大事，如果做得好其实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推动。”王晓东说，该奖项的评奖标准，是在大中华区内发生的对未来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发现。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

40岁的勇气

同样留美归来的施一公曾经形容王晓东“已经达到了从新中国走出去的华裔科学家能够在美国取得的最高地位”。

当时做出回国这个决定，对王晓东来说并不容易。

出国的时候王晓东没想到自己会在美国待那么久，从1985年赴美留学到成为得克萨斯州西南医学中心终身教授，在美国的20多年里，回国一直在王晓东的计划之中。和那些大多数在海外退休之后才回国的前辈相比，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只有40岁。

创建北生所的初衷，是在6位新加坡华裔科学家的倡议下产生的，意在以新加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IMCB)为模板而建立中国IMCB。2003年，北生所以全球招聘的方式，从20多位应聘人选中选拔出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教授王晓东、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邓兴旺担任共同所长。

当王晓东决定回国接受北生所聘书的时候，他听到最大的质疑声是：这个决定能不能再推后点，40岁的你正处在科研高峰期，而且你所在的美国实验室科研条件也无可挑剔，可不可以等到60岁再回来?

当53岁的王晓东回过头看10多年前做出的决定时，只庆幸40岁的自己的确有勇气。

学会“妥协”

即使是竭力推掉很多公开亮相机会，作为北生所所长的王晓东也常会感叹分身乏术。

对于不爱抛头露面的原因，王晓东此次面对《第一财经日报》时直言，是因为自己确实没有这方面兴趣，“你得总有一个平衡,到底是面向什么样的观众?如果总是面向大众，这一点其实我们真正做科学(的人)多少是有点 不屑 的。”

王晓东所在的科学家圈子里，有一个玩笑说作为科学家每上一次报纸就会丢掉一个朋友;上一次电视就会丢掉所有朋友。依据是因为即使是科学家，面对媒体时说的话也不可能一直足够严谨，这些不够严谨的话通过媒体传播出去后，科学家同行们很容易给你打上“媚俗”的标签。

“看你这么说就觉得你 媚俗 ，你 媚俗 就被人看不起，如果你还经常 媚俗 ，大家肯定就知道这个人已经从(科研)第一线下来了。”王晓东说。

为了保证把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实验上，王晓东曾给自己立下规矩，每年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不超过两次，每周工作不少于6天。但如今，想要坚持这个规矩变得越来越难。“我现在也很难保证能在实验室待足够的时间，虽然对我来讲在实验室的时间是最享受的。”

几年前的一个大年初一，王晓东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过来问他在哪儿度假。王晓东的确是在度假，只不过他对度假的定义是有机会留在实验室。

事实上，回国这么多年后，王晓东已经学会释怀，逐步接受了出席一些公开活动是科研所必须的存在，但很多时候他还是会因此多少有点负罪感。

2004年4月，王晓东以41岁的“低龄”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成为当时中国内地二十多万赴美留学生中进入美国科学界最高殿堂的第一人，也是其中最年轻的学者。如今，已经迈过50岁门槛的王晓东最大的感受是时间越来越宝贵，如果能够把时间放在实验室里也许是他对时间最好的利用。

但“偏爱”实验室的王晓东面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时也坦言，科学家到了一定年龄要学会放手，比如尝试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培养下一代。

如今，王晓东对于自己的要求是努力地让自己脑子不要懒，有时候不见得非得要本人待在实验室里面，但脑子不能停止对实验的思考。

坚持“体制外”

北生所经常被外界描述成一个相当特立独行的存在。

北生所的英文名称——Nation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Beijing(国家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与其中文名字并不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它出身的复杂性。

曾经有媒体这样表述北生所的特殊性：在中国，几乎99.99%的科研机构都隶属于中科院、各大高校或科技部系统，目前独立于这个庞大体制的，只有一南一北两家机构：一是位于深圳的华大基因研究院，另一个就是北生所。

华大基因集团董事长汪建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国家给北生所在人才考核和待遇方面开了“口子”羡慕不已。

王晓东并不否认北生所的特殊性，并且强调这种特殊性才是北生所的立足之本。“没有这个特殊性就没有办法在一个小环境里面去种一块试验田，如果完全跟大环境是通着的，大环境又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的小环境就很难独立生存。”

和很多海归学者一样，刚回国那几年，王晓东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国内的科研体制。“国内的科学群体比较小，真正能够理解你、欣赏你的 内行 并不多。”

相比海外比较成熟的评价系统，王晓东在初期需要反复地向“上级”科普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有多重要。“你要做真正有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它确实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也不应该是一个政绩工程，作为一个先驱，你总是要经历所有的冷暖。”

有很多人给中国的科学研究尽快发展开了很多药方，而王晓东的药方就是要办独立的研究所。“因为我们中国没有足够数量的真正的好科学家，科学家不够，底子不行，开再多药方也不管用，即使有的药方能一时把某个学科的水平推上去，但也不可持续。我们需要在人才、资源和体制上发力，打造创新体系。”

从科研到高科技企业，王晓东的药方是科学要高于商业，需要培养各方面的专业人才。

但不可忽视的大背景是，现在中国的某些高科技领域极度缺乏合适的人才。因为很多领域以前没有做过，没有做过就不可能有现成合适的人才。

偏爱有野心的人

2012年，北生所年仅41岁的研究员李文辉在《eLife》杂志上发表了有关乙肝病毒受体的研究结果。这一发现，被国内同行认为是“真正在中国做出的生命科学重大突破”。

而李文辉自2007到北生所到2012年，在过去5年里只发过一篇小文章。一个科研机构竟然容许自己的工作人员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没有什么像样的“业绩”，这在国内科学界是难以想象的。

但这就是北生所打破科研“铁饭碗”，采用全员聘用制，五年内不问成绩，充分给予科研自由和空间的特殊性与成果。

经历十多年的特殊化发展之后，北生所交出的成绩单是：所内科研人员已在《科学》《自然》《细胞》等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论文30余篇，质量为行业翘楚;2012年，全球著名研究机构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授予来自17个国家的28位科研人员“国际优秀青年科学家”称号，入选的7名中国人中，北生所独占4席。

由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科学院院士等组成的国际科学指导委员会曾如此评价北生所：“世界上还没有其他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北生所在挑选人才上，并不太看重过去有过怎么样的成绩，而是更关注引进人才计划做的项目其整体目标是否足够大胆。

“很多人考核关注提交的计划是不是足够严谨、是不是可行，我不关心可行性，我需要的是有野心的人。敢想敢干，这才是真正探索性的科研。你如果没有那样脑洞大开的能力，这些科研永远是低层次的。”按照王晓东的表述，他目前看过的所有计划，至今都没有能够完全按计划实现。因为一种真正看得很远的计划，很多细节是不可能在早期就能提前“填”进去的。

和很多科学家一样，王晓东喜欢未知带来的快感，直言“如果前方的路已能看得很清楚，那就没意思了”。

而这样一个发现性的科学成果，很多时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工作必须得做到，做不到就没有发现，但是谁也不知道工作做到什么时候才能获得真正有价值的发现。

王晓东并不回避这么多年来，天天要面对失败是件很恐怖的事情，但他给自己开出的药方是内心要足够强大，能够有坚定的方向，不能完全别人喜欢听什么就去说什么做什么。

科学与技术的界限

在美国待了20多年，又回国10多年，在中美两地科研环境差异上，王晓东最直观的感受是成熟度不同。

相比在二战后迅速发展的美国科学研究大环境，抛开经济水平差异和对于前沿科学的投入差别，王晓东不满意的是：中国是一个缺乏科学精神或者说科学传统的国家，没有真正的科学传统，所以很难把科学追求真理和经济、技术发展的关系搞得很清楚。

“真正在中国做科研，做真正原创性的科研，其实还是一个很新的事情。”按照王晓东的理解，科学和技术应该是两码事，科学最重要的功能是对人类未知的探索，而技术是怎么样把事情利用科学的原理做得更好，但中国至今还没有把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完全区分开。不过，利好因素是中国有很多聪明人，有足够的做科学的储备;此外，如今的中国正站在近现代史上最好的时间点，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来投入科学研究。

“从生物学研究的角度来讲，现在的年轻人建立自己的独立实验室，留在中国还是留在美国，我觉得基本上差别不是很大了，这也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但王晓东还是坚持，必须搞清楚为什么要做科学，什么是好的科学，这个标准如果搞不清楚，也会把大家的路给带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