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会不会走到另一个极端

只不过在进入高速互联网时代之后，投资公司等利用互联网手段加上线下地毯式推进，集腋成裘的速度会更快。

以往的集资大案，几亿元就算大数字。绰号“小姑娘”、本名杜益敏的“民间集资人士”从2003年起开始从事地下融资生意，据案件公诉方计算，到2006年7月，非法集资额高达7亿元，这算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即便算上通胀的因素，与现在集资动辄上百亿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这反过来也说明，现在市面上的货币总量与十年前同样不可同日而语。

从去年曝光的股票市场互联网交易可见一二，几千倍的收益以及十倍以上的杠杆，一天成交量上万亿元，而金融期货市场的成交量更是百万亿级别（双边），加上阅后即焚等互联网技术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监管与投资就像猫抓耗子的游戏，但因为耗子是狡猾的杰瑞（出自美国卡通片汤姆与杰瑞），所以猫在博弈中始终处于下风。

这是不是意味着不要财富管理公司、不要互联网手段了呢？绝非如此。

现在的问题是就算想禁也禁不掉——因为市场需要。胡润研究院的调研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5月，中国内地约有121万名千万富豪、7.8万名亿万富豪，以20亿元为门槛的2015胡润百富榜上榜企业家人数也达到了1877名，全部创历史新高。未来中国高净值人群还将进一步上升。这些人的特点是需要高端服务，尤其是资产配置服务。

中国高净值人群一方面希望降低风险，从资产配置调查来看，存款和不动产（房产）投资仍然是中国富豪最主要的投资理财方式，98%的富豪使用这两种方式进行投资理财，其他方式的投资相加，总额不足三成；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财富能够得到安全的维系，这显示在境外投资方面。

截至2013年，中国以930万的移民数量成为全球排名第四的移民输出国。60%的千万富豪正在考虑或已经申请移民。移民人群最热衷的海外投资三大标的分别为地产（占比43%）、固定收益类产品（占比17%）以及股票（占比13%）。

80%的千万富豪有意向将子女送到海外留学，千万富豪中送子女出国留学的平均年龄为18岁，远远高于日本同级别的富豪子女不到1%的留学比例，法国富豪为5%；德国不超过10%。高净值人群对境内外资产配置服务有旺盛的需求。如果只是简单地加以驱赶，其结果将会是把需求从地上驱赶到地下。

减少互联网融资手段也是不大可能的。现在各家交易公司包括监管层都在用大数据，控制互联网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互联网的传播效率与开放性，使得封锁的结果是不准确的信息满天飞，反而不利于监管。

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对于互联网金融、投资公司、财富管理极不欢迎，甚至隔三差五地拜访这类企业，如同故意找茬，巴不得立刻扫地出门，以免万一出事会连累自己。

对类金融公司前恭后倨，开始时闭眼大发展，现在闭眼大扫荡，这样的监管能力恐怕算不上高明吧。在资产公司、P2P公司遍地开花时，对于平台性质的认定、集资的管理没能及时跟进，到现在重新梳理，一些地方政府又开始搞一刀切，这也反映出法治意识依旧缺乏。

在现有的市场条件下，金融监管必须有底线思维，庞氏骗局横行、不成熟而贪婪的投资者众多、内部人互相持股编织成了一张网，此时，市场的发展要等一等监管的步伐。一旦试点成功在执行时必须坚决，如对于互联网的支持态度与开放心态，总不能因为假冒伪劣泛滥就把电商平台关了吧。

关键是准确的顶层设计与精准的监管，如统一严格的自律组织、独立的第三方认证、资金第三方平台监管、平台撮合不允许融资等，如果只管一刀切，那只能表明属于懒政，本质上跟工商局“纸没了”性质相同（据人民日报转引其他媒体报道，自去年8月21日以来，没有一家企业能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拿到一张商标注册证，原因仅仅是“商标局没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