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评论人士
公权力部门不能再做鸵鸟，如果后世为我们这个靠媒体舆论来监督企业欺诈的时代命名，它或许该叫“野生时代”——一个缺乏有效监管的无序野蛮生长时代。
携程网推荐的峨眉山“金牌酒店”，原来是一家没有资质的“黑店”。离奇的是，在接到游客投诉，并被旅游局处罚后，携程网仍以前五位的黄金位置推介这家名叫梵米林的酒店。直到日前被成都商报曝光此事后，才予以下线。
旅游局此前对携程网的处罚金额是１万元，这点钱，与其说是惩戒，不如说是一种变相鼓励。违法的成本太低，所以携程选择继续违法，这符合创收的经济理性。
从媒体的报道可知，携程网在推荐酒店的排序中，会优先考虑提成的多少。没有经营资质的梵米林酒店，因为可以给携程网带来更多提成，故当仁不让顶戴“金牌酒店”花冠。
如果说，携程网最初推荐“黑店”，可能有审核不严的因素，但在旅游局对其进行处罚之后，仍顶风作案，则有明显的主观恶意了。
颇能反映携程功利性考量的是，他们似乎更害怕媒体曝光，现在携程网上已经找不到这家“黑店”。政府的监管效力远不及媒体，难道不该反思么？
进入互联网时代，中国的很多企业仍是有原罪的，譬如最近崛起的部分电商涉嫌日常性“知假卖假”，早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但我们看到主管部门有何作为了吗？去年夏天，聚美优品、京东、１号店、亚马逊等电商平台被曝销售的部分所谓海外世界名牌服装、箱包皮具、珠宝、化妆品、眼镜等，其实都是国内高仿品。这个消息热闹了一段，但各位看官，你们发现公权力对此进行严厉惩处了么？
如果存在制度性售假行为，就不只是存在赔偿问题，还涉嫌刑事犯罪，相关责任人要判刑的。中国特殊的执法环境，导致各种伪劣企业蜂起，靠不正当手段做大后，仍不求洗白，还延续着欺诈的路径依赖。
政府监管部门，如果不给企业以远超其故意违法收益的惩罚，就是在纵容和鼓励他们继续违法。这方面，西方法治国家有很多可以为我所用的镜鉴。譬如发生在１９７０年代的美国福特平托车事件，因福特出于节省成本考虑，在油箱设计上偷工减料，导致事故频发，被车祸伤残者告上法庭。最终法庭判决福特赔偿原告２５０万美元，此外还处以３５０万美元的惩罚性赔款。法庭做此巨额罚款的理由是，福特的行为具有主观故意，有重大过失，只有惩罚性赔偿，才能产生警示作用，并抑制其他企业的效仿行为。
接下来，我们或许仍要问一句：对携程这种故意的欺诈行为，主管部门要怎么处理？时间再往前推，京东、聚美优品售假事件已经一年，既往的消费者都获得了什么赔偿（电商可是都有他们电话和地址可联系的）？相关的责任人，又都受到了什么样的处罚？
公权力部门不能再做鸵鸟，如果后世为我们这个靠媒体舆论来监督企业欺诈的时代命名，它或许该叫“野生时代”——一个缺乏有效监管的无序野蛮生长时代。
本文来源：手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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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