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可以不成功但不能不成长

杨澜

生于北京。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媒体人、企业家。1990年至1994年担任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主持人，之后赴美深造，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硕士学位。留美归来后，开创中国电视第一个深度高端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后改为《杨澜访谈录》，迄今已访问过全球600余位著名人物，不乏各国政要及商界精英。2000年，与丈夫吴征开办阳光卫视，现任阳光媒体集团和阳光文化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主席。

Q：您现在有主持人、传媒人士、企业家等多重身份，但最为人所知的还是做了二十多年的主持人身份。2010年您采访蔡康永时，同为主持人的他很羡慕您能把深度访谈做上十年。面对当前节目娱乐化的趋势和现实，您为什么能坚持这么多年？

A：早在我刚做主持人不久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喜欢这一行，大而言之就是传媒。我是有好奇心的人，喜欢接触新鲜的人和事，也愿意分享给其他人，这应该是做传媒的天性。不是特别需要坚守、坚持，就一直乐在其中了。在收视率的压力下，访谈类节目已经都被移到11 点以后，这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现实，但未来的电视格局应该是分众的时代，每个观众都有个性化的需求。

采访其实像是一次探险，是一种对人心的探险。做专访常常是交浅言深，短短的时间里，你希望挖掘出一些更深层的东西，人家凭什么要告诉你？如果一直能有一份好奇心，访谈就变成一次有趣的旅行。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多年一直乐此不疲的原因。在探索世界的同时，我们有机更好地认识自己。

Q：但在最初大学毕业时，北外英语系毕业的您并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主持人？

A：对，完全没有想过。考大学时选专业，是我做大学英语教授的父亲帮我决定的。当时的《正大综艺》，是中央电视台首次公开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主持人，出于好奇就去了。当时有1000 个女孩应试，我占了一个便宜，虽然我既不是广院也不是艺术院校毕业的，但当时制片方要找一个懂点英语的主持人。

这些年来回头看看，我非常感谢父亲当年为我做出的这个决定。

英语对我而言，不仅仅是工具。利用它，我不仅可以做采访，搜集更多资料，更让我进入一种文化的比较，对于不同世界的一种比较。外语绝对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让你得到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甚至是让你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Q：您曾经提到过，在《正大综艺》最后一轮决赛前您私下辅导竞争对手英文演讲的细节让当时的制片人印象深刻，可以说与最后的决定不无关系。对像您当时一样，正要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

A：当时我很自信，心想我是学英语出身，别人在英语上有些地方没搞清楚，我就帮她准备几句，没想到当时这让制片人觉得我很特别。但其实到第七轮决赛之后，还是因为台里有人说我不够漂亮又从社会上公开挑选了一次。开始做《正大综艺》时我也没有什么经验，也遇到制作人希望换主持人来替代我的考虑，所以刚进入职场的我当时的压力是特别大的。但正是那段时间，我学到了几样很宝贵的东西：第一要坚持做好每一次的工作，不管它有多么小。因为每一次大的决定都是由小的积累来完成的。第二，要尽可能地培养更多的能力。在我刚刚进入主持行业的上世纪90 年代初，主持人是完全不需要写稿的，是别人写好交给你的。正是在那样一种压力和竞争的关系下，我坚持自己的稿件自己写，自己独立去做资料的搜集工作和分析，我争取要做到自己每一次感言是有感而发，是来自自己真实的思考和感想，我想这也是被认可的重要原因。

Q：萧伯纳说：“一个理智的人应该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只有那些不理智的人，才会想去改变环境适应自己。”您在适应主持这个环境后，却又选择出国留学，这应该是您一生的一个重大抉择，当时觉得冒险么？

A: 为什么要改变一个环境，是觉得自己的某些东西没有得到发挥，每一次要改变的环境肯定是与周围不和谐的东西已经达到极限，所以每一次选择的过程都很痛苦。

当时对前景的未知确实给我带来了恐惧感，但我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我愿意且敢于去尝试，而并不想待在一个舒服、安全的小圈子里墨守成规，我的探索精神让我觉得去适应一个陌生的新环境，然后再次赢得人们对你的承认和尊敬，这是很有满足感并且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应该去尝试未知的事情，哪怕有失败的可能，但不尝试就直接放弃绝对是更大的失败。

Q：您已经几次提到自己在选择时的“好奇”，但您先生认为您之前的选择，也包括后来在美国毕业后选择回国，创办阳光卫视，都是因为您是个固执的人，对自己要追求的东西毫不含糊。

A: 我在事业中的确有一些固执的地方，但我也有很多犹豫的地方，特别是在做出一些职业和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也有夜不能寐的时候，也有痛哭流涕的时候。不过我对自己感到骄傲的是，在那样一些时候，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理想和原则。

Q：在这个过程中您的先生吴征起了重要的作用吧？您如何看待另一半对女孩成长的影响？

A: 对，我的丈夫一直以来都尊重我的选择，甚至为了我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他对我也许谈不上满意，更多的是理解和支持，他会看到我所做的事情为这个社会产生的价值而为我感到骄傲。我很依赖我丈夫，不是生活，而是心理。我的感受对别人不会表现出来，只有对他我会敞开。

刚回国时总有人说我嫁了个有钱的丈夫，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这些，我们一样过得很幸福。

我经历过很多困惑，但我丈夫属于特别讲义气的那种，不管你怎么样，我就要跟你一块儿走。这种力量是蛮强大的。就像我曾经在采访中说过的，我认为婚姻最坚韧的纽带不是孩子，不是金钱，而是精神上的共同成长。

Q：您最近采访了妮可• 基德曼，您问她这一生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是什么，她的答案是妻子和母亲，那您自己的答案是什么？

A: 做母亲是我这一生最有成就感的事。说到这里，我很奇怪为什么记者每次采访我都要问一句：“事业和家庭，哪样对你更重要？”这还有什么疑问吗，当然是家庭更重要：事业的成败往往取决于他人的评价，而感情上的得失却完完全全是自己真实的感受，谁也无法代替，谁也掠夺不去。这样想的时候，我和我丈夫靠得很近，天地也因此更显辽阔。

Q：您最新一期节目里说，中国妈妈越来越不懂怎么当妈妈了，总是太多干涉孩子成长的空间。请问您是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像早恋您会干涉么？

A: 我认同这样一个理念：孩子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我只是幸运地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对孩子的教育，我通常采取诱导的方式。

早恋涉及他们的隐私，我不能说。不过他们肯定不需要瞒着我。

像我的儿子我会告诉他一些在这个年龄应该知道的事，告诉他什么样的女孩不是外表上看上去那样。后来我发现他妹妹给他的主意比我多。

Q：对儿子和女儿您会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吗，比如“穷养儿子富养女儿”？您希望他们成为怎么样的人？

A: 女孩不能太娇气，太金贵，男孩也不能以不近人情的方式把他逼到角落。我会教育我的孩子做正直的聪明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Q：在采访过那么多成功人士后，在您心里有没有一个关于成功的标准？

A：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的时代，年轻时我也想成功，想证明自己。但当我采访了五六百位精英人士后，却对成功的定义有了质疑。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样？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患了“成功综合征”？为了“成功”，我们常常忘记初衷和内心真正的渴望。如果我做节目还停留在讲述人们的所谓成功故事的话，我们也失去了对人性更深层的了解和体会，最终归于浅薄。从小到大，父母总在教我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社会在教我什么是被认同的，什么是被排斥的。致使我以往的生活中充满理念和规矩，总希望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赞赏，几乎忘记自己本来想要的东西。我是在走过了一段感情上的弯路后，才终于了解了自己：真实比正确更重要，对自己真实尤其如此，因为“正确”从来就没有固定的标准。

Q：您曾说过，“可以不成功，但不能不成长”。在您看来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A：之前去大学演讲，大学生都希望我谈谈“如何成功”。但所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遇、外界的环境等等的影响，很难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简单的复制。成功是一种结果，而这个过程则是成长。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人生在世，你唯一能够有把握的也就是成长。也许有人会阻碍你成功，但没人会阻挡你成长。

Q：最后以您的人生经验给年轻人一些建议吧。

A：好。 总有人说，杨澜你多幸运，能采访那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我们都没有这个机会。而我其实是从采访一个区长开始的。人与人虽然没有优劣之分，但却有很大不同。一个人

不需要每件事都做得好，其实只要一件事做得好，你就有下一次机会。只要在某一方面，比别人好一点点，你就有成长的机会。你的成长，必是你的收获。

本文来源：（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