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恋？不行！

北大原副教授余万里现在应该后悔得很，如果当初他没对自己的学生动歪心思，现在依然能执掌北大教鞭，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北大女留学生王某同样也悔不该当初，若被余万里骚扰、侵犯后，就勇敢的举报，而没有陷入恋爱的复杂关系中，自己也不会被伤害如此之深。这一场北大副教授与女留学生不正当关系事件发展至今，双方皆受伤害，北大声誉也因此受损，落得个三输结局。

于是，舆论场里又开始讨论大学师德，以及师生恋的话题了。

其实，关于师德问题，教育部刚刚下发了相关文件。余万里在跟自己的学生纠缠不清时，一定也看到了这份《关于建立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根据这份文件，大学教师面临着师德七条红线，其中一条便是：“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同时，当大学对于教师严重违反师德行为监管不力、拒不处分、拖延处分或推诿隐瞒，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要追究大学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因师德败坏，需要受到惩处，公众对此并无争议。《法制日报》昨日就刊登评论呼吁对教师师德要零容忍：“余万里被‘双开’，说明师德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师德一票否决。教书育人不能缺失师德，少了师德的教师，即便专业知识与教学技能再优秀也是不称职的，不可能被学生认可。因此，整治师德问题必须铁面无私，抛杀手锏。”

问题在于，如果教师和学生是恋爱关系，这是否违反师德？又是否应该允许呢？

对师生恋表示支持者不在少数———道理看似很简单，若非特殊情况，大学师生均已是成年人，不但有成熟的判断力，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也应该拥有完整的个人权利———自由恋爱，显然应该包含其中。人们更是搬出了鲁迅与许广平、沈从文与张兆和等师生恋佳话来提供例证。

这些历史上的例子，美则美矣，对当下却并无参考价值。于是，《羊城晚报》评论到：“师生恋，在过去是真情，在现在则是犯规。”这份报纸的首席评论员何龙颇有些悲观地写道：“不得不说，如今的所谓‘师生恋’，已经很少是真正的恋爱了，更多的是偷情、权色交易和性骚扰。”这类事件确实频频发生，四川美术学院副教授强吻女学生事件、厦门大学“诱奸门”，才刚刚过去不久。最令何龙痛心者，便在于这类事件的普遍性：“我们现在常见的大多不是感动，而是‘敢动’———敢于向女学生动手动脚。而这样的‘敢动’者不是一般男人，而是为人师表的教师，并且还不是个别的教师，这就不能不令人为师德师风的沦落而感到痛心了。”

于是，在反对师生恋的评论者看来，大谈恋爱自由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教师工作的特殊性。教育学者熊丙奇在投书《华商报》的评论中，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教师和学生谈恋爱，如何界定正当与否？如何界定是否出于个人自由？“师生恋很难与现实的利益撇清……对于恋爱中的学生，教师可能会用手中的一点权力和学校中的关系，为恋人谋求更高的学业评分和升学、评奖、就业优待，这就影响对学生的公正评价。”

简单而有效的办法就是：从制度上禁止师生恋。甚至，语文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认为，前面提到的教育部规定“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都太含糊了：“什么是‘不正当关系’？恋爱是正当还是不正当？”这位教育部的前任官员建议他的前同事们：“因为师生间存在着某种利益关系，‘师生间不许谈恋爱’应该有一个明确规定，这样操作性更强。”

这并非仅仅是对学生的一种保护，也是对老师的保护。因为一旦恋爱的双方发生纠纷，因爱生恨，老师可能会指责学生是为了好处，而学生也可能起诉教师利用职权威逼利诱骚扰。这其中有太多微妙的东西难以明确举证，所以不如全面禁止。一刀切的禁止并非完美解决方案，但却是最不坏的一种方式。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所长刘尧也是认同这种方式的。在这位教育系统的意见领袖看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是很有必要的：“建立学生自治委员会，维护学生自身权益；加大处罚力度，依法严惩当事人；完善问责制度，追究学校相关责任人责任。具体而言，可以借鉴美国经验。”

美国经验，是昨天舆论场里经常被评论作者们拿来提及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为成熟的大学教育系统，另一方面，一个恋爱自由早已深入人心的国邦如何应对师生间的爱情，显然更具代表性。《新文化报》评论员牛角在撰写相关评论时就提及：“在1986年，美国的爱荷华大学就作出规定，只要发生师生恋，老师在道德上就不合法，就必须终止他的教师资格。”对美国社会熟稔的余万里，应该也清楚那些为美国大学教师制定的行为手册吧：严禁教师“招惹”学生，不准和学生有任何的浪漫或两性关系。如果违反规定，不管什么原因，“一旦查实，教师应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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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普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