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新：大航海时代的澳门

大三巴牌坊（资料图0

大约五百年前，葡萄牙人乔治·欧维士率领船队首次登陆中国珠江口岸，并在当地竖立起“发现碑”，由此开启了葡萄牙人来到中国东南沿海从事贸易活动的序幕。1557年，葡萄牙人被允许居留澳门，使得澳门迅速成为大航海时代东方的一个重要港口城市。

为此，上海书评采访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副院长董少新先生，请他介绍葡萄牙人初到中国东南沿海和澳门时的情形，以及澳门在早期世界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与作用。

葡萄牙人起初是如何出现在东亚海域上的?

董少新：1513年5月，有一支葡萄牙船队突然出现在珠江口一个名叫Tumo的岛上，这个岛到底是哪儿现在有很多种说法，有的人认为它就是伶仃岛的内岛。为什么这个时间在中国的入海口会出现这样一支船队?尽管当时的人觉得这可能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但是我们五百年后回头想一想，这个事件确实有着深远的意义，它是近代早期(Eearly Modern)中国和欧洲第一次通过海洋发生直接接触。

从十五世纪开始到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一直在从事海外扩张。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到达了印度西南部的卡利卡特，由此开辟了欧洲人前往东方的“新航路”。

随后，著名的葡萄牙海外扩张者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率领葡萄牙船队在1510年军事攻占了位于印度西海岸的果阿，这里原来是穆斯林统治的一个港口城市。葡萄牙人将果阿占领以后就以此为据点，向整个印度洋扩张。1511年，阿尔布克尔克又率队攻下了马六甲。占领马六甲后，葡萄牙人最希望到达的地方当然就是中国。

事实上，1508年2月13日，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就曾向前往东方探索的迪奥戈·塞哥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下达过指令：“要弄清楚中国人的情况。他们来自哪里?距离有多远?到马六甲贸易的间隔时间有多长?携带什么商品?每年往来商船的数目和船的规模如何?是否在当年返回?他们在马六甲或者其他地方是否设有商馆和公司?他们是否很富有?性格怎么样?有没有武器和大炮?身穿什么服装?身材高矮如何?此外，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是否强大?有几位国王?国内有没有摩尔人和其他不遵守其法律及不信仰其宗教的民族?如果他们不信仰基督教，他们信仰和崇拜什么?风俗如何?国家规模以及与什么国家接壤相邻?”葡萄牙对详细地了解中国是多么的迫切!

于是到1513年，由乔治·欧维士(Jorge Alvares)率领的船队就出现在了中国珠江入海口那个叫做Tumo的地方。欧维士是当时葡印总督阿尔布克尔克的手下，他所率领的葡萄牙船队在这个地方通过贸易获取了暴利。在利益的刺激下，葡萄牙人就希望跟中国建立官方的贸易关系，为此，他们决定派遣一位使节，以国王的名义与中国皇帝进行谈判。

这个使节团最后成功达到目的了吗?

董少新：葡萄牙人精心挑选了一位叫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的人担任使节，搭乘费尔南·安德拉德(Ferno Peres de Andrade)率领的船队前往中国。皮雷斯是葡萄牙国王的药剂师，在1511年跟随海外扩张的船队来到东方，长期在印度、马六甲、香料群岛一带活动。他除了收集很多药材之外，还写过一本《东方简志》(Summa Oriental)，其中记录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信息。

1517年8月15日，使节团到达Tumo，随后沿珠江而上，在怀远驿外停泊，鸣炮致敬，引起中国官方警觉。布政使吴廷举痛斥葡人败坏中国风俗，且未经允许而来。经葡使谦逊而详细地解释后，使节团方于10月底得以登岸。地方官对使团人员严加管制，并把他们送到光孝寺学习礼仪。

1520年1月，葡萄牙使团面见皇帝的请求终于获得批准，他们就沿着内陆的河道北上，5月抵达南京。正德皇帝当时正在南京出巡，他也知道有一批外国人来了，但是不接见，让他们先到北京，等他回北京以后再接见。

这个使团里除了葡萄牙人以及可能是阿拉伯人的通事、水手之外，还有一名作为翻译的华人，名叫火者亚三。现在已经有研究表明他是湖北人，后来为生活所迫到南洋去，长期在马六甲做生意、卖扇子，估计也懂了一点不是很地道的葡语或者其他什么语言，这个人在使团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皮雷斯的使节团来到了北京以后，贿赂近臣江彬，火者亚三就仰仗江彬的势力，在朝廷上表现得狂妄无礼，得罪了很多大臣。正德皇帝于1521年1月才返回北京，葡萄牙使团这时已经在北京四夷馆等待了一段时间，但皇帝回到北京后一病不起，不久驾崩。且费尔南·安德拉德的弟弟西蒙·安德拉德在屯门一带烧杀抢掠、胡作非为的劣迹传至北京，而马六甲使节亦于此时向大明王朝控诉葡人强占攻灭马六甲王国的罪行。于是，这个谈判不仅遭到搁置，皮雷斯使节团亦被押送广州囚禁，只有葡人退出马六甲，才能获释。

皮雷斯使团成员大都死于广州的监狱中。葡萄牙对建立正式的中葡贸易关系的第一次努力，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使团中有两个葡萄牙人，还在狱中写了几封信，描述他们此行中国的遭遇，被称为《广州葡囚信》，是珍贵的中葡关系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