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展厅里的通缉令

2016-07-10 14:27:08　来源: 网易艺术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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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22日清晨，一个值班员被发现死于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西口广场的照相器材商店里。死因被断定为凶杀，时间可能是在前一天夜里。这桩案子里，凶手不仅杀了人，还抢走了三台相机、一个镜头和五盒一次性成像相纸。没人见过他的样子，但据警方猜测，他是单独作案，可能有前科，手黑心狠，熟悉并喜爱照相器材。当天，北京市公安局发出通报，通知各单位追查线索，尽快把犯罪分子缉拿归案。三台相机和一支镜头作为“赃物”，被拍照存档，附于通缉令上。

30年后，这张通缉令，连同上面的照片，以及同型号的三台相机和一个镜头，被艺术家蔡东东在旧货市场偶然发现，作为作品《赃物》的一部分出现在了北京泰康空间的展厅里。

而此时，照相器材商店不复存在，刑事责任的追诉时效已过。没有人知道，这桩案件有没有告破——杀人犯或许已经被捕，被裁决或在狱中度过余生；或许已经去世，通过自己的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抵消了杀人的罪过；或许，他还活着，小心地隐藏着罪行，成为了我们之中的某一个人。

在“既定”的对凶手的身份猜测之外，蔡东东却对这个人的生活有更多的想象，他甚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那个昔日的杀人犯，可能成为了一个摄影师。“因为他很了解摄影器材， 80年代中国人用的还多是国产相机，用进口相机的特别少，他肯定特别了解相机。他还偷了一次性成像相纸，兴许就有一台宝丽来相机。”

这个杀人案吸引蔡东东的原因，在于其背后的逻辑，与他对图像的质疑洽合。他原本打算还原这个杀人犯的生活场景——他也许是一位受人仰慕的能拍出美好照片的摄影师，但实际上这些照片的产生就建立在杀人和抢劫的暴力之上。但后来，蔡东东发觉构建这一场景中的语言可能有点复杂和啰嗦，不如直接“找回”赃物更能准确地集中那个需要质疑的东西。而相机，就是前后两重暴力（杀人抢劫/生产图像）的连接点。

为了找回这些相机和镜头，他把通缉令上的相机照片扫描放大，根据型号到旧货网和器材城去找。有三台相机都比想象的难找，两台黑色的米伦达和确善能相机，网上刚好只有那么两台。银色的奥林巴斯相机多一点，但是符合通缉令照片上上面带速度盘的，也只有那么一两台。这个过程越是艰难，蔡东东越是强烈地感觉到，他最后找回的相机，有很大的几率就是当初被抢走的。

通过“赃物”，蔡东东还原的不单纯是罪行本身，还有图像生产背后被忽视的欲望链条。相机是否就是真正的“赃物”和杀人犯的真实身份和境况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对这个杀人犯而言，制造图像的欲望是他犯罪的原因，而这种似乎应该归咎于个人的“手黑心狠”的欲望，背后还有更深层的驱动力。

在蔡东东看来，图像的泛滥就像是资本的泡沫。起初，古人制造图像时，似乎就拥有了某种超越自身的，造物主所具有的能力。后来，人类制造图像的欲望和能力越来越强，并在其上附以越来越强的真实感。这一过程中，图像的力量也愈演愈烈，它成为了历史证据里似乎最为确凿的部分，人们如挖掘宝藏一样，从图像中获取他们想要的“真实”。而实际上，图像有时却恰恰印证着相反的东西，它是一种冒名顶替，其原名是权力，是资本，图像的井喷和泡沫，背后都折射出资本时代的扩张和无力。

艺术家和现实之间永远是一种矛盾关系，他们试图创造一种不同的语言，用作品发出质疑、提出声讨，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必然要从现实中索取某些东西，并最终不可避免地沦为帮凶。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悖论，事物不断相融，问题也不断失效。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家的失败，在蔡东东看来，艺术家至少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种生动的力量，让我们看见“现实”的光环背后的复杂。

在平稳、美好的生活背后，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象着，所有现实空间都应该像我们所在的展厅一样安静、明亮，所有的图像都转向了某种真实、美和永恒。而实际上，当暴力似乎成为了一个遥远的历史语境时，我们正生活在它之中，我们自己的身体，就印证着某种被反复涂抹的现实。

（来源：YT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