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灼心”原著作者须一瓜：不喜欢电影的结局

电影《烈日灼心》剧照

电影《烈日灼心》剧照

须一瓜，作家。从2000年起陆续在《收获》、《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太阳黑子》为其首部长篇小说。(图片由须一瓜本人提供)

嘉宾：须一瓜 小说《太阳黑子》作者

采访：张祯希 本报记者

电影《烈日灼心》获得近3亿元票房，在时光网和豆瓣网上的评分都接近8分，被视为今年最好的华语电影之一。影片改编自作家须一瓜的小说《太阳黑子》，而电影对于原著结尾的改编，也成为争议最大的部分。本报记者对话须一瓜，听她关于小说的解读，以及对于电影的评价。

记者：当时为什么会将小说取名为《太阳黑子》，有什么深层含义吗？

须一瓜：小说还没动笔前，就定了这个标题。出版社曾担心这书名会被当作科普读物，我也替他们发愁。不过，在《收获》刊发时保留了这个标题。

太阳黑子，就是太阳脸上的斑点。太阳明亮光辉，一些温度不是很高、稍暗的地方就形成了黑子，如同人性的光明温暖中包含着污点与暗斑。这也是小说寓意。此外，在小说中，三个男人不愿意提到老家，因为那里是不堪回首的犯案之地，当小尾巴问他们你们老家在哪里时，酷爱天文的逃犯陈比觉说“我们老家在太阳黑子里”。他们知道自己的善恶位置。而他这么说，也很贴切自然。最后行刑的过程中，陈比觉的临终幻觉是以每小时3万颗流星雨的速度，向老家“太阳黑子”飞行。

记者：小说中，“三兄弟”与房东都被定义为“罪人”，前者犯下灭门杀人罪，却不断用做好事来弥补内心的罪恶感；后者由于懦弱，间接放任全家死亡，却在窃听别人的“恶”中调和自己的罪恶。听起来，并没有触犯法律的房东，似乎更加可恶。这让你的小说充满了道德的想象力。你觉得辛小丰是坏人吗？房东这个在电影中被弱化的存在有什么意义？

须一瓜：如果这个世界只有法律与道德，那这一定是机器人或非人世界。我们之所以要法律与道德，就因为人性的复杂。道德与法律，是人类社会秩序调节、救助的手段。相对于人性广袤的原野，法律与道德是十分简单粗糙的小尺子，它的丈量范围有限。昆德拉说小说就是在告诉读者，事情远比你想象中的复杂，模糊与复杂是小说的天然气质。所以小说无法提供善与恶的界限，它只是努力展示人性的真相，提供发现与理解。

房东卓生发，你用道德与法律的尺度去量他可能并没有问题，但我们知道他的灵魂是不会安宁的。他在放任中让火灾恶果发生，是他永远无法逃避的痛。他的家庭生活并不愉快，岳母、妻子、孩子都看不起他，他心灵有伤。大难临头的当时，他是有时间呼救家人的，但他却放任了，甚至有点期待这种结果。可是，恶行都是心灵的捕鼠夹。尽管他远离熟人，也逃避不了自己良心的追问，所以，他也需要内心平衡，而他缓解罪恶感的方式，就是努力发现别人的恶，以告慰自己可以被宽恕。

卓生发的罪感存在，反衬出三兄弟有担当、敢牺牲的主动求善的人性美。也正是卓生发对他人“恶”的病态追击，他不屈不挠的窃听与刨根问底，才导致三兄弟的命运不可逆转地走向终点。这个人物，是小说中，不可替代的情节推进力量。

辛小丰是不是好人呢，你说呢？

记者：《太阳黑子》中，辛小丰与设计师的关系被解读成一种“带有象征意味的自我救赎”，在电影中这成为辛小丰转移伊谷春视线的障眼法。事实上，同性恋情节一旦肤浅化，很容易落入猎奇、低俗的窠臼。为什么会将这样的情节设定在辛小丰身上？

须一瓜：小说中，三人逃亡了14年，这段时间几乎贯穿了他们从少年到青年向中年的生命历程。在这么长的时间篇幅里，不可能回避他们的性。虽然这三个人都害怕婚姻与爱情，但他们的性问题是不可能假装不存在的。

特别是辛小丰。辛小丰独特。他在这起案子中是一个“祸根”，没有他的“性祸”，杨自道与陈比觉可能正过着追梦的幸福日子，所以小丰也是对罪过痛苦感受最深者，而他天生敏感谨慎的个性更不容易开放自己，他不会也不敢轻易和女人搭上。哪怕有职业便利。此外，他的童年因为母亲的轻浮放浪，从小就受人指指点点，感受了来自性的暧昧压力。小说中，他被描述为学习很好、个子小小的、非常漂亮的类型，小时候经常被欺负，都是高大的陈比觉保护他。辛小丰并不是主动去找同性恋的，他是偶然间接触一个案件后发现，原来还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写小说时，我查阅了大量的同性恋资料，先天的、后天的，有诸种因素导致。辛小丰在这件事上一直处于一个萌动状态。第一次来到同性酒吧，面对同性骚扰他还是本能拒绝的，遇到设计师后，在酒醉被带回家后的性事，他心中想的还是被害女孩的“巨人观”的膨胀尸体，14年前的阴影他从来就无法摆脱。最终他和设计师走近，一是，在同性关系中，彼此不刨根问底的沉默与尊重，让辛小丰有安全感。二是，因设计师主动给予的钱，及时雨般，改善了他们承担尾巴高昂的医药费窘迫局面。

记者：你怎么理解这场“猫鼠游戏”中的伊谷春和辛小丰之间的关系与情感？

须一瓜：辛小丰与伊谷春之间是一种极度的欣赏与尊重关系，他们是“过命的朋友”。伊谷春是一个法律至上的职业警察，他只用法律丈量事物。良好的家境让他可以不买任何人的账，执着于法律真相。当他遇到辛小丰这样一个不要待遇不要钱，拼着小命辅佐自己执法的同道，有如神助，辛小丰体现的过人勇气与才华，让伊谷春欣赏而敬重。他们彼此都欠对方救命之恩，尤其是，在伊谷春命悬一线，辛小丰明知这是一个索命猎人时，还是选择了不放手。这两人，一个为了法律信念、一个为了良心救赎，彼此煎熬。但不同的信念，共同的善，又让他们亦敌亦友、彼此依靠。

记者：《烈日灼心》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斩获三个影帝。邓超、郭涛、段奕宏的表演有没有达到你心中的人物的设定，在写作时，你有没有将笔下人物带入过哪位明星身上？

须一瓜：我于电影，是彻底的外行，不便评价他们，但写作者心中一定会有人物的形象。你问他们与现在3位演员是否完全贴合，我没有这个感觉。但是从3位演员的眼神看，他们进入了小说人物。尤其是邓超那种孤独、忧郁、焦虑的状态是很准确的，这让我很意外。辛小丰是一个阴郁的、内向的、忧伤的人，虽然他无比强悍、能征善战，但他却处在随时被粉碎的人生边缘，其内心无比敏感、脆弱孤单。邓超给我的感觉一直是蓬勃的、乐观的，本来很难与这类内心不见阳光的人贴合在一起。但是这次的表演让我很意外。

记者：电影与原著最大的不同便是片尾加了“第四个”嫌疑犯，为三兄弟“洗脱”，对于这样的改编不少观众并不买账，你喜欢这个结局吗？

须一瓜：不喜欢。我和曹导交换过意见。他说他那样的变通来自于对受众的接受心理的考量，他自己也觉得主角太惨了。我体谅这个做法，如果没有这个妥协，也许，大家至今都看不到这个电影。只是，观众接受心理，不是小说推进的条件。小说有自己的逻辑。

小说中，三兄弟犯案是在14年前，案发时他们只是十六七的少年。一个偶发的凶案。他们的主观恶性并不高，只是在遇到突发状况时他们连续错误反应。有研究表明，这个年龄段，比孩童与成年人更加容易冲动。而小说中，诱发案件的条件也十分充足：当他们到达别墅时，那个女孩裸身出浴时又滑了一跤，这对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来说是一个很震撼的人体姿态。偏偏女孩在被侵害过程中又心脏病突发死亡，这个不可收拾的摊子，远远超出了少年的承受能力，这时外公外婆又闯入了，3个少年措手不及，之后父母又进来了。一句话，在容易走火失控的年龄，面对环环相扣接踵而来的危机，实施了完全错误的应对，导致了最后的悲剧。

之所以这样铺垫，是为他们日后强烈的不安与救赎愿望提供合乎情理的逻辑支撑。正是因为灭门案特别残酷，天平另一头的恶果太重，这一头才需要更多善的砝码。也正是这样，三人才有永不可卸的愧疚压力。只有追逐着更多的善，才能释缓平衡良心重负。

记者：你是政法记者出身，涉足的小说多为案件题材。《太阳黑子》的诞生与你的新闻工作经验有什么关系？里面的情节与人物有没有原型？

须一瓜：不是我的小说多为案件题材，而是我的非案小说，不为大众所关注。可能麻辣火锅比清水笋更有传播力量。《太阳黑子》是需要调动过去的职业积累。我对负疚亏欠不安的心理一直感兴趣。后来来厦门休假的朋友一起聊天，说到了一则关于3个逃犯的老故事。他们在多年前犯了案子之后，惶惶不可终日，不敢结婚，规规矩矩，他们并没有像小说中的三兄弟一样主动地去求善，而是在自我封闭中自我处罚。当三人被抓后，他们说“解脱了”。这是小说最早的故事核心。

记者：逃犯、强奸、注射死刑，《太阳黑子》中充满了吸睛的元素，因此被不少人视为可读性很强的类型文学，然而对书中人物内心与心灵的深入省视，也让《太阳黑子》有了区别于一般类型文学的厚度。有人认为，《太阳黑子》处于在通俗趣味与更高想象与文学维度的摇摆之间。你在创作时有没有感受到这种矛盾与摇摆？

须一瓜：没有。但《太阳黑子》这个题材本身，决定了有这些吸睛元素存在。小说表达的是作者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他独一份的对人心的观察、理解与体恤。外界贴什么标签与定义，不是作家能掌控的。而可读性、故事性和通俗趣味，在浅层面本来就可以划等号。但我想，小说阅读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也是阅读者自我观照的一个过程。见佛见魔，各人有各人的感受。如果阅读者在小说中，看到的只是同性恋、死刑注射，灭门大案，只看到血与性，而看不到千层塔一样的人心纠结，看不到幽微曲折的关系与张力，看不到潜藏在世相人心中的悲剧性内核。那么，这是小说的遗憾，也是阅读者的遗憾，当然，更是小说的悲哀。面对小说，我只考虑“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我是不是完成了我的表达。当然，我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看我。好吧。彼此都用心看吧。毕竟相遇，可以止于眼睛，也可以不止于灵魂。

（来源：文汇报 采访：张祯希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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