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浪的山水画及其相关问题
李伟铭
中国画在二十世纪经历了多次面临“死亡”的恫吓,被视为“濒死”的物证,差不多都指向山水画。“四王”背负的包袱固然沉重得令人喘不过气,但今人要放下包袱,轻松上路,谈何容易!被誉“人民画家”的黄宾虹,穷其一生,仍然慨叹五十年后或许纔有人理解其努力的成果;而正像我们生活的模式一样,今天进入公众视野的,居多还是非驴非马,不中不西的大杂烩。“传统”有病,但我们究竟有谁能够像外科医生一样,保证割去肿瘤保留好肉呢?山水画的所谓发展与创新包括它的价值的确认,在当代仍然是一个令人搔首的问题。
议论韩浪山水画,当然也合适在这个话题中展开;而且,我觉得,尽管事情有些暧昧,似乎也用不着一定要用拿些玄而又玄的“批评话语”,才有话可说。毫无疑问,韩浪对黄宾虹式的繁皴密点也有兴趣,这种兴趣十几年来其实很普遍,先是在北京,后来是江浙,现在通过韩浪,又流入粤中。有趣的是,这不是行政命令,这是一种时髦。选择时髦,无所谓对、错,也无所谓聪明与愚蠢,当人人都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倒是能够说明,趋于时众,人人都有害怕落后的心理。议论黄宾虹,是时髦,议论潘天寿,是时髦,议论实验、前卫,也是时髦,时髦固有先、后之分,但心里心态没有差别,最重要的是,你要把握时机,否则就有可能变成挖苦的对象——我的意思是说,时髦讲究时效,红旗渠山水画模式是曾经风靡天下的时髦,今天如果有谁存存亡继绝之念,抓住不放,后果不妙。
中国山水画包括其他样式的所谓探索,大略就是在这样时髦与非时髦或者用当今最流行的术语“热”、“冷”交替类似打摆子一样激动心的状态中打发日子的。我这样说,并非作践韩浪,我只是想说明,韩浪确非一空依傍的天才,而且,我从来也没有听到他于“探索”二字夸下什么海口,他个人选择的方向和他努力的方式,其实与当代许多同行尤其是同龄人息息相关。中国画坛于某种模式某种趣味并非一味持续高热或低烧,而是“冷”、“热”变化频率越来越迅速,这或许是中国画艺术结束其泛滥识形态化时期以后出现的好现象。但创造时髦并成为时髦的领头羊固然必须具备大智大勇的素质,要在时髦过后留得住一点自己的江山本色,尤非立马站椿定力出类拔萃者不能做到。所以,我们见得多的毕竟是画坛的“追星族”。热爱“卡拉OK”,举手投足、惟妙惟肖,但看客有一点同情心,大约不免难过。
韩浪先后在南北两所高等艺术院校按照先生安排的功课埋头苦学,又听令于在二十世纪中国几乎被认为最灵验最具有普渡画坛众生价值的“写生”咒语走南闯北。他渴望走进去,走近他的画中,在心造的幻觉、幻境中“听泉”、“听秋”。我觉得,那再深山僻隅草棚中趺坐的角色,倒真是他自己——热闹中有寂寞,是韩浪的命数。谁来分享这遗世独立的“秋声”和旷古渺远的流音余韵?他其实并非真正甘于寂寞和抱残守缺,“墨不正则心邪”一类的古训早已被弃诸脑后,连化学墨汁也换成了广告煤黑;他渴望被理解;他来自西学训练的空间概念帮助他真正在视觉上将山水画变成了可居可游的世界;然而,事犹人人都声明热爱黄宾虹一样,究竟有对少读者真正读懂个中奥妙隐曲呢?或许那些描画豆棚瓜架、流水人家的乡村小品,多少能够勾留某些被铺天盖地的证劵信息和房地产广告弄昏了头脑的城里人的眼光——当然,这里需要一个前提,那人多少应该读过一点谢灵运、读过陶渊明!
这恐怕说是韩浪一类的当代中国画家的生存处境。
从“专业”的立场来看,韩浪的笔墨技术状态几乎达到了无懈可击的程度。他在综合南北两地长期写生经验的基础上完成了那批作品,高度的笔墨自控能力和明晰的空间意识既赋予繁皴密点以通明透剔的灵气,自然而然贯彻于用笔用墨包括用水全过程的“书写性”,流畅飘逸,分明具有行云流水一般的旋律美感。说到这里,我不讳言我对那些被不断滥用,早已成为当代画坛“新八股”的繁皴密点再加一点几何分割手法的憎恶;韩浪没有这种癖好,画中气质,更没有某些同辈同行未能幸免的扭捏蹇怯之病。这与其说是一种技巧,倒不如说是一种气质。或许正是这种气质,使韩浪在时髦的大潮中留下了自己的一点江山本色。当然,我也不认为,这种画仅具完全属于个人的自娱价值,它的存在表面,我们不仅需要与正在发生戏剧性变化的外部世界保持积极对话的心态,与传统,我们也需要保持积极对话的心态。如果说,在韩浪的作品中只能够看到南北各地某些艺术家的影响的痕迹,那也不奇怪,重要的是,韩浪努力的意义并非仅止于此,对多少有些满足于“自我完善”的广东中国画界来说,这种跨文化地域界限的努力,尤其应该值得鼓励。
不过,在这里我也想提一个问题:与傅抱石、石鲁、李可染的时代相比,眼下中国山水画探索的空间,是否能笼统的欢呼越来越广阔呢?近几十年来再中国画界唱主角并被名之曰“新文人画”的大部分山水画,其扭捏蹇怯之态和由堪与街头时装屋比数的画廊,画展推广的那种辗转临仿之风,视“四王”的时代是否能说是一种激动人心的进步呢?难道强调艺术的本体性强调笔墨趣味强调价值的自我选择和自我表现最终的归宿就是千篇一律的“小品化”吗?需要说明的是,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并非否认近二十年来拿些真正致力中国画艺术的发展的中国画家包括韩浪努力的成果的价值,我只是觉得,在追赶时髦的浪潮中,潜隐着一种致命的诱惑,这种诱惑唆使画坛芸芸众生只看到眼前的蝇头小利而放弃了对某种无法速效的艺术形态和艺术价值持续不懈的追寻。换言之,“多、快、好、省”是我们始终难以消除的现代情结,我们天天有幸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中看到“大师”广告、拍卖广告,但我们缺乏的,或许正是傅、石、李以及林风眠一类的艺术家的毅力和气质。
告别以政治为中心的时代的同时迎来了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当胆大能为、一夜暴富而却缺乏品味和教养的高产阶层成为中国画时常中的主要消费者的时候,作为中国画家,如何克服投怀送抱的媚俗心态,如何在经济左右一切的大潮中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处,确实是一个难乎其难的问题。韩浪是我的朋友,谈他的山水画当然不能按照某种心照不宣的惯例像做房地房产广告一样说尽“风水这边独好”的鬼话。至于语欠遮拦,说不定已损伤了美术界其他的朋友,白纸黑字,“后悔”二字也就说不得了。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一日于青崖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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