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致郑子瑜信札将亮相匡时

2014-05-07 12:15:24　来源: 网易艺术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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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著名学者郑子瑜旧藏的一批学人手札即将亮相匡时2014年春拍，这组手札以周作人致郑子瑜的84通信札为主体，尚有丰子恺致郑子瑜信札9通，以及俞平伯、简又文、吕叔湘、陈子善等人致郑子瑜信札45通及周作人为郑子瑜撰写的书签等，表现了文人相重、学人相亲的一面，反映了前辈学人对晚辈的提携关爱之情和晚辈学人对前辈的崇敬之意。

在6日的“周作人与郑子瑜通信”座谈会上，周作人之孙周吉宜表示，作为周作人先生的家属，有责任把相关的研究资料尽量提供给学术界，作为文化遗产保存下来。我们也有这样的计划正在准备出版《周作人和友人通信集》，包括国内和国外。现在正面临从日本方面收集祖父的信件，工作量非常大，“今年年初我们委托了一个日本朋友，授权他代表我们在日本联系和收集，统计出我祖父跟日本友人联系的人数至少300多位，其中还有大量日文的翻译、辨别和认读”。

前鲁迅博物馆的馆长孙郁认为，随着周作人文献资料慢慢被发现多起来，关于他的《年谱》、《传记》的写作也会相应地丰富起来。现在有两部影响很大，一部是钱理群先生出版的《周作人传》，还有一部是止庵写的《周作人传》，两个人的角度不一样，钱理群带着鲁迅的参照、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写的《周作人传》，止庵这一代对周作人的理解有另外的一套模式，不用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让史料来说话，打开历史的窗口，呈现周作人的世界。止庵如果能够看到更多的材料，他的传记会写得更丰富。

他指出，周作人的研究非常值得做，而且空间特别大，现在一个人、一个单位是做不了，应该集全球或者是华人圈里喜欢现代文学的人，大家一起做这个事情，首先是资料的整理，然后是文本的研究。

1964年至1965年，郑子瑜在任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时，曾编纂《周作人年谱》，为写作时间最早的《周作人年谱》，开启了一个历史先河。在编纂《年谱》时，郑子瑜请周作人自写幼年及八年抗战时情况，周作人寄去《知堂童年谱大要》、《知堂解放后著译书目》，并于1975年1月香港《南北极》登载，为周作人生平研究留下了珍贵的材料。

杂诗的创作则是周作人晚年最重要的创作，1958年至1961年之间，在郑子瑜的热情要求下，周作人前后将《老虎桥杂诗》等旧体诗寄给郑子瑜欲合成一辑，托他代为出版，后因种种机缘一直未能问世。郑子瑜为此努力奔波，前后努力三十年，又经上海陈子善奔走，终于在1986年由岳麓书社正式出版。而这批信札便是涉及杂诗的整理与出版，因此可以说是周作人晚年杂诗创作最重要的资料佐证。

郑子瑜与周作人通信，时间自1957年至1966年，难得的是84通信札的信封也都保留了下来。两人通信时间跨度达十年之久，不仅涵盖面广，而且内容详实，其中提到的关于《知堂回想录》的写作与出版的资料更属难得。这些内容都是他们密切交往的记录和历史见证，更是研究周作人建国以后生活与思想转变的珍贵的史料。

据悉，此批学人手札即将亮相北京匡时2014年春拍的“百年遗墨——二十世纪名家书法专场”，并将于6月3日举槌开拍。

论坛嘉宾阵容

“周作人与郑子瑜通信座谈会”专家发言纪要

2014年5月6日北京

周吉宜

周作人之孙

我们作为周作人先生的家属，我们有一种责任就是要把有关的研究资料尽量地提供给学术界，作为文化遗产保存下来。我们也有这样的计划正在准备出版《周作人和友人通信集》，但实际上收集这些信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咱们国家经历了这么多动乱以后这是很困难的。匡时这次算是一个创举，是不是开创了一种模式？我们很欢迎这种方式，可以达到一种双赢的结果。我们也收集到资料，研究者也得到资料，所有者也能够满足他自己的个性化需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曹景行

曹聚仁之子、前凤凰中文台副台长、著名报人、清华大学的访问学者

这次看到这些老信以后很感慨，又一次看到周作人先生很熟悉的字，三十年前我曾经把我父亲的信件整理出来，我细细地看过，也想对这里边的事情做一些探讨。对于研究周作人也是很幸运的事情，尤其是通过拍卖活动，大家重新看到以后会对当时的问题重新感到一种重视，有没有借这个机会从出版和收集和大家历史研究或者对文学的研究，把相关的资料能够会聚，如果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可能是远远超出拍卖的含义在里边，我特别感谢董先生这次的活动，而且有这样一个研讨。当时我父亲约了《知堂回想录》的稿以后最早发表是在左派杂志《新晚报》，主持《新晚报》工作的是5月2号刚刚去世的罗孚先生。这样的两个人把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出版，在65年的时候已经有点儿逆潮流的感觉，他们希望出来，因为这就是一个史料。我估计出到了1/3，上面就来责令，不准再出。《新晚报》不能再出，当时左派还有一个《海光文艺》接着刊登一部分，但是又不行了，再下面就是转战到了新加坡，在《南洋商报》从头到尾全部刊登，这些书信来往，包括《南洋商报》的老总连士升的书信还在，看到一个非常曲折的出版过程。

孙郁

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

现在真的希望有人能够认真来整理这些材料，特别是周作人的日记，现在周作人的日记只出了一部分，周作人后半生重要事情的日记没有都出来，鲍耀明先生的版本流传也不多，也是局部的。大象出版社出过，周作人的研究非常值得做，而且空间特别大，现在一个人、一个单位是做不了，应该集全球的喜欢或者是华人圈里喜欢现代文学的人大家众力一起做这个事情，首先是资料的整理，然后是文本的研究。整理的里边像他的《日记》应当出有标点的，现在都是影印的，这样的工作都没有人去做，那么多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像这样的苦力没有人去做。王风过去搞的那个用了十多年，是一个很好的本子，希望有人投入精力认真地研究，我鲁迅博物馆工作了十多年，很残酷，我们在鲁迅和周作人的研究方面，很多方面做得不尽人意，期待大家努力，能够使我们的研究在资料上建设上做一个很好的基础，推动整个学术研究。

陈子善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的周作人研究专家

这批信当中多次几乎有一半以上篇幅提到《知堂杂诗抄》的编辑过程，这些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郑子瑜要安排出版结果出版不了，怎么出版不了，有两份材料，一份是我写的，一位是杜南发先生写的，我们侧重点不同，大体上有这么一个过程。这里面有几个情况，有一个是当时郑子瑜提出过很多方案，想要把《知堂杂诗抄》的出版，他提过很多方案，原来想到新加坡印，后来发生一些问题，正好香港要印，又要移到香港去印，重新回到新加坡，又印不了，正好曹聚仁先生要印周作人先生的文选，建议作为附录也没有成功，之后郑子瑜先生去了日本想在日本印也没有成功，这个过程非常曲折和复杂。《知堂杂诗抄》要整整拖了二十年以后才印出来，才能够看到周作人的这么一个作品。同时我们也看到周作人的为人，他毕竟是君子风度，当郑子瑜表示没有办法印了，郑子瑜甚至建议说我自己出钱，周作人马上说不需要，从此以后也不再提到这部书。我看这个信的后半部分对这本书，周作人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郑子瑜碰到难处了，虽然他很希望这本书印出来，可惜他生前没有看到。

杜南发

新加坡著名报人

诗稿和信札两部分的分类：对信札部分的整理分为三个阶段：1957-1959年出版不成；1959年-1960年到香港出版又不成的一个阶段；最后1961年-1964年重新回到新加坡出版的一个分类时间线索。

中间有几个部分是现场请教郑老的情况，其中包括他的三部分诗稿的目录，这是郑老对于周氏手稿很重要的一个索引。郑老的口述中间还有一个对于《老虎桥杂诗》和《儿童杂事诗》。他怕遗失中间转给了钟先生，验证了钟先生在《知堂杂诗抄》出版序言当中有三份手抄本的情况，所以《知堂杂诗抄》手稿一直保留在新加坡。

《知堂杂诗抄》命名的问题，知堂老人给郑子瑜先生的信中间一个是《苦茶庵诗抄》和《知堂杂诗抄》两个名字，由郑子瑜先生自己选择，最后我们看到的由岳麓书院出版的情况是选择《知堂杂诗抄》。但是在知堂老人写给郑子瑜先生的书签还是《老虎桥杂诗》的情况。

赵京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上个星期说一个日本学者在中央文库发现周作人致日本友人的信，具体数量正在调查，那个人要写文章，将来随着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关注，会不断地有新的发现，这是肯定毫无疑问的。刚才讲300多位日本友人是完全可能的，周作人和日本的关系太深了。

最后想呼应一下五度先生刚才讲的内容，希望社会的各种力量凝聚起来，推动周作人书信手稿等等一些整理和出版，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应该责无旁贷，还有三联出版社的先生都来了，他们都对此表示关心的，这样一个工作再不做就没有机会了，这是我的基本判断，必须马上做。

王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周作人跟郑子瑜的通信，现在拍卖行拿出来拍卖，这个方式非常好，因为什么呢？以前也有这样书信拍卖的事情，当然不只是周作人，我记得早期拍卖的时候并没有这样一个学术性的场合，很多东西拍完之后并没有公布，没有公布不知道后来流到谁的手里，这对学术工作是很大的损失，采取这样的方式，这个过程当中我对拍卖行来说也是一个宣传，对学术界也是一个了解，这种结合的方式是非常好的。

王中忱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这些信不光有文学史上的价值，还有社会史的价值。我也非常同意刚才大家的呼吁应该抓紧做周作人著作的整理和出版。周作人先生的著作量非常大，版本也确实比较麻烦，确实有好多没有收集的，并且收集之后据我有限的阅读，有一些文章也有改动。

现在整个学术界学风比较快，大家只是召集写论文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书，没有意义的书，但是做这种基础工作做了之后不被认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无因为我们在日本的时候都知道，比如日本的学术界为了一本书，比如说《周作人日记》很可能有一批学者成年累月地在那儿做，搞一个读书班，读十年、八年，边读、边校刊、边做事，最后出来一套书。

董炳月

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研究院所研究员

我算是研究周作人的，一直对周作人感兴趣，也在收集相关的资料，我很想看这个信。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写《周作人比较论》，涉及到文学的思想，一开始找他们异同的时候，是在非常浅的层面上看的，我发现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松枝茂夫和周作人两个在生活上或者是在生平上有两个非常简单的，很有意思的问题，第一个两个人都是老二，都是家里第二个孩子，老二在中国没有什么问题，在日本是一个问题，和日本的继承制度是相联系的，而且他们的哥哥都很厉害，还有一个是两个人都喜欢吃甜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不一定和物资缺乏有关系。喜欢吃糖的人和喜欢吃辣椒的人不一样，对社会的看法不一样，文章也不一样，可以从信当中得到的信息。

为什么说纸本身是一种语言？出版本的用纸和封面也是一种语言，我们有必要编一个全集吗？鲁迅前一段出了一个《鲁迅著作出版影印集》是我的主意，因为连封面一开始做的时候都是固定的，这就涉及到他和日本小说家、剧作家、画家武者小路实笃之间的关系和他们之间的对话。以后整理周作人全集的时候，把他的出版原封不动地影印出来，这样能看到最原始、最原初形态的著作，拍卖要出一本影印集非常好。我肯定买。

曹鹏

《中国书画》杂志创办人

第一，我刚才认真听了大家讲的一个主题是作为匡时拍卖公司来拍周、郑信札拍品，围绕他提供了很多背景、史料方方面面的信息，但是围绕着拍卖艺术品的价值本身好像大家没有太多的涉及。

周作人包括他的序，我认真看了，里头有几处是修补的。鲁迅手稿和周作人手稿我看过一些，出版的全集我是翻过的，我注意到很少有填补修改。这种填补修改本身说明了它是有两个字叫“敬事”，心很诚，对这件事本身是严肃对待的。比如郑子瑜先生从新加坡寄点儿白糖来这个事情真的那么认真吗？实际上这个事情本身不是需要很认真地对待，而是他把郑子瑜先生当作了一个文化传承的环节。

赵萍

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室主任

我第一次看到这些东西还是蛮感慨的，因为我们是当代文学编辑部，在一线跟现在的作家们也是很紧密地联系，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信件，刚才董老师讲信的形式，通信的形式感，现在几乎没有，当时我们看到这批东西真是觉得很激动。我想今天各位专家都是从一些内容上周作人研究的专家，我们在出版商不仅要从内容上做好，包括校对一些内容上做精致，从形式感上尽量要有一个很好的，很有美感的，很能体现原生态的这种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