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AT深圳馆以“新作展一”拉开新年首展
新作展一:各种未来
策展人:王炜,申舶良
展期:2014年1月19日-4月12日
开幕:2014年1月19日下午5点半
“各种未来”是由影像、文本和行动构成的多媒介创作综合体,创立于2011年。
我们关心的“未来”并非物质技术层面的“未来”,是人的思想意识在现实力量的影响下,正在产生和可能产生的变化。
“各种未来”像一根探针,每个主题,都会不同程度地含有对现实变化中的治理术的理解。我们还会在不同主题中去认识:人如何应对平庸化。
“各种未来”的一部分主题,借用地理学的工作方式,以某一区域环境或某个具体事物(自然事物、人类行为等)为视角,触碰一种细微的自然史与观念史。
今后,“各种未来”的另一部分主题将直接与思想观念有关,譬如“平庸”的未来,“实践”的未来,“知识”的未来,“群体”的未来。以及,“作者”的未来。
当“各种未来”的主题进行到一定数量和程度,它也许将绘制出一种迥异于国家视角,也不同于既有文化惯性思维的中国意识状态地图。
安东尼·葛兰西在他具有远见卓识的《狱中笔记》中写到:
“批判性阐释的起点是意识到自己真正是什么,把‘知道自己’当成截至目前的历史过程的产物,这(历史过程)在你身上储存了无限的痕迹,却未留下目录。”
我们希望“各种未来”成为葛兰西所设想的“目录”的一类。从它,可以查阅人与“可能性”的关系的一种历史。
策展人介绍:
王炜
诗人,1975年生于贵州贵阳。写有诗集《中亚的格列弗》,四幕诗剧《韩非与李斯》,两幕诗剧《罗曼•冯•恩琴》,四幕诗剧《毛泽东》。曾在边疆地区从事地理杂志工作七年。为《上海文化》写作关于西方近代文学作者的诗学文论系列“近代作者”,也为《旅行家》写作专栏“大地报告”。
申舶良
1984年生,2007年毕业于湖南大学。2010至2012年间任BLOUIN ARTINFO CHINA(艺讯中国)资深编辑/记者;2011年参加光州双年展国际青年策展人工作坊,联合策划“全球屋”影像展映;2012年参与“跨欧洲盛会”罗马、博洛尼亚站中欧艺术交流活动;2012上海双年展“艺术写作/媒体工作坊”项目负责人;图像与媒介研究项目“CHINA DAILY IN WESTERN ART”(2013-2014)联合发起人;并有多种当代艺术理论译作出版。现生活于北京。
各种未来:工地大陆的观察员
借助观念史视角和田野工作方式的创作小组“各种未来”(Multi-Future),于2011年7月由两位诗人王炜、申舶良发起,先后在新疆北部、辽东半岛、大巴山地区、贵州、内蒙古、渤海沿线等地工作。工作小组由影像创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文学写作者构成。
我们在新疆访问一些改造马匹的人,他们插手生物树形结构,繁育新的马种。在青藏高原的冻土与雷电观测站,我们访问某个不得志的闪电专家。在北方海岸,当代浮士德们试图在近海建造更多的人工陆地,这片被油污伤害的海,曾经是日俄海战的战场。
“潜能”或“能力”怎样在现实中被治理?亚里士多德开创了这一主题。没有得到应用的能力演变为
一种不安。在中国特色的生存空间里,才能四处分散。也许,我们对“能力”的当代状况的观察,会逐渐积累成一种《能力观察年鉴》,甚至举行一个名叫“能力的未来”的展览。在西南边缘地区,各种民间公益机构勉力维持,他们的工作,适合作为考察“能力”在现实环境中怎样形成和延续的样本。
我们希望在具体的实地工作中,重新理解现实环境中存在着的动态,而非停止。
观察员的社会身份在一个地方放大,在别处又被缩小(存在于不同地方环境中的观念与事物亦然),在不同地区工作,一如处在斯威夫特笔下的大人国与小人国之间,夹在一面凸面镜和一面凹面镜的张力之间。
有许多未经分析的话题,不同程度的作为惯性,存在于当代思维中。譬如,“地方性”是什么?它的形成和具体构成、内容是怎样的?可以建立对它的梳理和批评吗?我们希望理解,一个自然群体,在骤然成为具有倾向性的“集体”时的那些临界点。我们希望探索人在“群体”和“集体”两个磁极之间,时近时远的移动和变形。
在常态之下,并非人人都有对于现实的足够充裕的反应能力。大部分人并非证据拥有者,不占有各种可用于论证合理性的资源,也不拥有普通人无法获知的真相领域。这将使人们面临失去外部世界、失去现实的危险。解释或者抢夺现实,是一场关于“真实”的博弈。也许一个主题是有趣的,即:“现实”的未来。
我们希望每个工作主题都包含有对“平庸”的理解,把人的平庸放在历史视野中去理解,我们尝试在实地工作过程中去考察——人如何应对平庸化。或者这样一个主题是有意义的:“平庸”的未来。
“各种未来”是一项长期工作,具有档案意味。在过程中,我们希望,一个不同于既有文化惯性思维的中国空间慢慢生成,成为一种幽暗的波形图。
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分析过人类学家的“作者”角色。他说,在人们“去到那里”所经历的,与“回到这里”所说的之间,存在着一种“拉锯关系”——这种关系本质上不是心理学的,而是文学的。
在昭苏与木垒的马场,在可可托海的旧矿区,在北方海岸的巨大工地,在西南通道的实践沼泽,我们很少去想象一个展厅。短期的行走和观察之中,没有戏剧性的事件正好发生,没有完整的故事等着被记录。有时我们遇到喜欢表达的人,有时没有。
在事物、经验、思维所在之处,被动甚至笨拙,并不影响我们的工作。当我们需要在展览中,在那些事物、那些经验、那些思维不在之处呈现它们,我们必须是主动的。
在不缺乏解释和建构的当代生活中,我们想到的不是添加,而是解除。不是一个展览能够提供怎样的解释和教育,而是一个展览怎样挖掘足够的沟渠系统。比如,当影像会自动寻找与已经存在的影像的关系(比如,与纪实摄影、纪录片的关系),并与那些影像被指定好的性质相联,与成见捆绑在一起。展览怎样解除这种关系、这种自动性?
文本引导观者进入每个主题的情境。图片和影像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一如陌生、不具说明的事物构成了现实的环境。与实践者的访谈被除去繁复的细节,保留抽象的见解和方法,相互龃龉地混剪。书册中的文字能提供更完备的记录,但或许在有限时间内,观众只能阅读其中的片段,一如我们在实地的局限。一些散页放置在展区中央,观众可以自由选择,装订并取阅,有些来自对我们的工作产生影响的书籍,有些是与主题有关的图文,也有些是我们在工作中产生的见解和写作,没有署名和来源说明。
希望我们没有落入“惯性”的陷阱,也没有落入“反惯性”的陷阱,没有成为一枚蚌或一只刺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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