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兼职中国红会副会长，没有一分钱工资

（原标题：白岩松：兼职中国红会副会长，没有级别、没有一分钱工资）

新京报5月23日报道     从1月20日晚，钟南山院士在《新闻1+1》节目中向国人宣布“新冠病毒肯定有人传人”开始，白岩松一天都没有休息过。每期《新闻1+1》都由他来主持，连线权威专家、官员、一线抗疫医生、驻外大使……为公众解读当天最需要的疫情信息。

疫情期间，因为湖北红会、武汉红会风波，兼职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白岩松，也一度被网友质疑。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白岩松带来了一份加快推进公益慈善组织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应急响应机制改革的提案。“我们不谈网友的骂，我们必须要谈问题出在哪里，如何进行相关的改革。”5月19日，白岩松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说。

对于质疑，他回应说，“兼职没有级别、没有办公桌、没有一分钱工资，还要往里搭钱。除了挨骂的话，我不会从红会拿走任何东西。”

谈及我们最应该从此次疫情学到什么，白岩松说，政府决策者在决策时要听取专家意见，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个启示非常重要。

谈履职提案

要高度重视慈善机构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应急响应，因为它是舆情、是民意

新京报：今年两会你关注哪些话题？

白岩松：关注公益慈善机构改革。我与公益慈善机构打交道从希望工程开始，将近30年的时间。近十来年从“郭美美事件”开始，大家会关注中国红十字会。今年疫情初期，大家重点在关注着公益慈善机构，不少网友也在骂。我们不谈网友的骂，但必须谈问题出在哪里，如何进行相关的改革。

新京报：有哪些问题？

白岩松：问题有很多，不仅仅是网友骂的那些。一个简单例子，公益慈善社会组织，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有点“小马拉大车”的意思。它固然有能力不足、需要快速提升的地方，但更多的是在整个重大突发事件中，公益慈善的响应机制不顺畅、有问题，必须进行相应改革。

大家想想，湖北红会、武汉红会两级红会加起来才三十人多一点。面对潮水般涌来的物资款项，你后边拿一支枪逼在后背上，说你干不好就毙了你，我估计最后的结果就是都毙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到现在为止，武汉红会、湖北红会想开发布会都开不了。我记得1月底采访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特别提出红十字会能否三天开一次新闻发布会，他回答得很爽快，但后来去推进的时候，没人同意，最后不了了之。

新京报：也就是说慈善机构也是“弱势群体”？

白岩松：其实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过程中，慈善机构是弱势群体，根本轮不到你说话，开联席会议都是在旁边给个凳子，参加了会议但不受重视。

我这次提案第一条就是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慈善机构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应急响应。因为它是舆情、是民意，表面上是摧毁红会的公信力，但背后摧毁的是政府的公信力。

慈善机构平时应对能力还可以，但面对这么重大的突发事件，人类付出十倍努力也很难把所有事情做好。与人们爱心紧密相关的重大突发事件，必须增加其透明度，每天都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解读。

但公开透明须用机制去解决，而不是用嘴去解决。机制确定赋权，给他们这个权力，规定疫情初期发布会一天一次、中期三天一次等，有什么问题大家来提，信任就会建立起来。

谈公众对红会的监督

挨骂时如果闷着头假装一切都没发生，那下次会继续挨骂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疫情期间公众对红会的关注?

白岩松：任何慈善机构必须面对公众的监督，这是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推动的事情。大家有很多事情不了解，这就需要通过改革增加透明度，让大家去了解。

新京报：疫情期间，不少人谈及你中国红会副会长的身份。

白岩松：最开始有人骂我，说我是红会副会长拥有权力，说我拿了红会多少钱。其实并不像大家骂的那样。

去年9月，我成为中国红会的兼职副会长。当时官网就发布了消息，很多人不知道，但这是公开的信息。兼职没有级别、没有办公桌、没有一分钱工资，还要往里搭钱。除了挨骂的话，我不会从红会拿走任何东西。

中国红会官网截图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这种骂声？

白岩松：有人骂也要有人做改革的事情。骂声中有不少人有误解、有情绪，不会带来进步。

九年前联合调查组就得出“郭美美与中国红会无关”的结论，但大家仍质疑。其实非民间公益机构所受制约最多，从党纪国法，到审计、慈善相关法律法规等，还必须对社会透明公开，哪一个躲得开？

能力不足要迅速提升能力，但你再让它背黑锅就不合适。很多人劝我，老白你别谈了，再谈又有人骂你。是不是生活中很多事有人骂你就不做了，保全自己？

有人骂或许也是一种爱心吧。但当你拥有思考的空间和想法，你就去做，能起多大作用不知道，但起码是一种推动。

新京报：所以你兼职中国红会副会长，其实有很多需要推动改革的工作。

白岩松：我有时开玩笑说，我也是一个逆行者，我也是“卧底“。“兼职”的“兼”我理解还有“监督”的意思，要不然为何选择让媒体人来做这件事？我和红会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当官对我个人来说，十几年前我在书里写了，答案是“绝对不可能当官”。

我同时是志愿者协会副会长、主持人协会副会长，过去我可能就是个兼职。这次疫情扑面而来的声音，反而觉得我要做更多的事情，去推动改革。大家有很多不了解、不理解和误解，需要你去做更多的工作慢慢去消除。

另外，我所兼职的中国红会，和地方红会之间没有领导权限，只有业务指导的权限。地方红会的领导权和人事权归地方管理，我们只能是业务指导。一荣不会俱荣，但一损俱损。关于红会的舆论，很多是因为机制不畅引发。

这就需要告诉大家，需要我们用提案、日常讲座等各种方式去推动改革，让全国两万多名各级红会工作者、百万名志愿者，挺起腰杆去做我们期待的事情。挨骂时如果闷着头假装一切都没发生，一片委屈，挨骂完了一切没变，那下次会继续挨骂。

新京报：会感到委屈吗？

白岩松：是不是有误解、委屈，这些都不重要，必须要转换为改革的动力，去推动它改变。让公益慈善不仅能在日常发挥作用，也能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发挥作用。

谈疫情信息公开

提前了很多，但要思考如果更快一点、更早一点结果会怎么样？

新京报：17年前你全程参与了SARS的报道，此次又全程参与了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你如何评价此次疫情中的政府信息公开问题?

白岩松：这次疫情相较于17年前SARS，严重得多，波及面大得多。将来人类回望历史时，这是一次重大的挫折、伤害和灾难。对中国如此，对世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2003年SARS时，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问题很多。17年前我所在的栏目是央媒中第一个连续报道疫情的。当年2月连续做了三期《时空连线》，第三期标题就是“政府信息公开”。SARS带来了很多警醒和教训，当年年底国新办举办黄埔一期新闻发言人培训，开启了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

SARS的正式信息公开起于2003年4月20日，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时任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免职，作为疫情动员，警醒了所有官员。从那天开始，卫生部两位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和毛群安每天下午四点开始向全国直播疫情数据。这是直播政府信息公开的标志性事件。

中国人毕竟吃一堑长一智。新冠疫情发生后，《新闻1+1》在今年1月15日就连线了一位专家组成员，他在节目中说“存在有限人传人，但是否持续人传人还不好确定”。20日晚上钟南山院士以直播的方式告诉所有国人“人传人、医生也被传染了、武汉最好不要去、个人要戴口罩”。这个1月20日和17年前的4月20日，提前了三个月。而两个疫情起始，都是在头一年12月份，没有差太多。当然现在还需要对病毒源头进行溯源。

病毒狡猾、波及面广泛，可以想象今年如果像17年前那样，推迟一段时间公布，后果是什么？我们是否承受得了这样的冲击？单从这个角度来说，此次疫情信息公开提前了很多。

新京报：你觉得信息公开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白岩松：作为媒体人，永远期待信息公开能不能再快一点、能不能再早一点。我们不能说与17年前相比较就OK了。但要思考，如果更快一点、更早一点结果会怎么样？疫情在全球蔓延，有人会说你这不是在给外国人“递刀子”吗？不，我是给我们的未来递“手术刀”，刮骨疗毒让我们的肌体更健康。

资料图：去年3月白岩松在全国两会上  新京报记者陶冉 摄

谈疫情启示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是最有价值的

新京报：与17年前比，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白岩松：17年前，几乎没有任何人经历过大范围内公共卫生领域的灾情。但这次，1月20日晚我问钟老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次病毒是什么样的？与SARS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完整走过17年路程，你有一个参考系，与17年前积累的经验、教训、危险作比较。

过去17年里，有15年我担任卫生系统的健康宣传员，总跟疾控系统的钟南山、王辰等人打交道。这也源于SARS带给我的刺激。对个人和国家来说，健康是1，1后边的0越多，才越有价值。如果前边的1出问题了，后边不管有多少个0都是0。这15年里，对健康、传染性疾病有更多了解和判断，做节目更有专业性。

新京报：你认为我们最应该从此次疫情中学习到什么？

白岩松：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是最有价值的。1月20日，钟南山院士代表专家组告诉国人，病毒会人传人，这变成一种全民动员，每个人开始防范，大家的生活、出行都受到影响。李兰娟院士提出武汉要“封城”，1月23日就开始实施。王辰院士到了武汉，看到很多疑似病例和轻症患者没有做到“应收尽收”，提出了建方舱医院的建议，两天后方舱医院开始收治病人。这都是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政府决策要听取专家的意见，这个启示非常重要。因为正确决策对我们要干的事情来说太重要了。现在我们各个领域挺缺乏对世界大局能提前做出科学研判的智库专家，从而影响我们的决策。

中国要配得上大国地位，不仅卫生领域，我希望未来更多领域有像钟南山、李兰娟、王辰这样的专家，遇到任何事情我们知道抬头去看谁、问谁、听谁。

新京报：专业人士有时候也可能有误判，这种情况怎么办？

白岩松：对待专家的言论宽度，涉及中国要往哪里走。中国要往更加开阔、更加开明的地方走，中间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波折，但大方向一定是这样的。

面对这次疫情，难道不需要以更加开明的改革姿态去回应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觉得应该要有积极的回应。

这个世界有很多说中国的声音，要重视但不能太重视，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做好自己的事。如果做好了自己的事，在不断进步，对其他国家有利，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核心价值推进者，谁跟你脱钩？他跟你有利有益，所以一时的声音不应该扰动我们的内心定力。

这段时间我经常说一句话，保持冷静，继续前行。这时候的中国非常需要保持冷静的定力，说一千道一万都不如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谈疫情报道

做报道唯一的核心武器就是提问，去靠近最真实的结论

新京报：疫情期间张文宏医生一开始迅速走红，但后又受到质疑。你怎么看？

白岩松：总有人不理解、带节奏，这不是互联网的常态吗？我做疫情报道初期，晚上做直播，白天就看到评论很多人骂我。后来一想，连钟南山院士都有人诋毁、李文娟院士都有人质疑、张文宏医生也积累了很多烦恼，我就想开了。国难面前，个人名声不重要，不妨想想李文亮医生，我觉得做你该做的事，这条路非常漫长。

疫情期间，除了新冠病毒非常凶猛外，我们舆论环境中，撕裂、对峙、谣言满天飞…….这种“病毒”丝毫不轻，需要我们去思考。

其实就是回归常识、尊重专业，让事实跑到谣言前面。我相信，这次很多人看到了新冠病毒的可怕，也看到了其他“病毒”的可怕，不是吗？

新京报：谈到专业和常识，媒体人该如何做？

白岩松：媒体人要追求速度和准确，但无法自己下结论，要通过采访钟南山院士这样的专家去追问，才能下结论。

我做报道，唯一的核心武器就是提问，用提问去靠近最真实的结论。如果你的提问离真实结论很远，那就是假装提了，对方假装答了，节目也播出了，但这不是媒体该干的事情。

此次疫情报道，媒体界需要思考和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这些年来我们天天探讨新媒体、融媒体，但问题是，我们还有多少记者会提问？还有多少采集事实的能力？我们是不是这个社会最好的记者？我们有多少人能坚持一辈子不提拔就做一个好记者？媒体也应去思考，不管新媒体旧媒体，还是未来新型媒体，专业精神是永不过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