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李一凡）55岁的导演常凯，因感染新冠肺炎，在2月14日凌晨去世。
生前，常凯是湖北电影制片厂的干部，曾参与制作多部纪录片。作为一名武汉人，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常凯一生都未离开过江城。他的镜头，也永远聚焦于脚下的荆楚大地。
“我一生为子尽孝，为父尽责，为夫爱妻，为人尽诚”，去世前，常凯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他没有等到全民“战疫”的胜利。老同学说，等到疫情结束，大家应该为他办一场追思会。
疫情结束办追思会
“我厂失去了一个优秀干部。”
常凯去世后，湖北电影制片厂在内部讣告中说。
因新冠肺炎医治无效，湖北电影制片“像音像”对外联络部主任常凯于2月14日4时51分，在武汉市黄陂区人民医院去世，享年55岁。
对大多数人来说，常凯这个名字显得很陌生。生前，他是一位影视创作者，同时也是湖北电影制片厂的一名骨干领导。
在讣告中，湖北电影制片厂给予常凯极高的评价。
文中写道，常凯“自参加工作以来，工作一贯爱岗敬业，积极肯干，工作作风踏实。他对人和善，乐于助人，在历任岗位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多次被评为湖北电影制片厂标兵、先进工作者，深受全厂职工的尊敬和好评。”
“我一生为子尽孝，为父尽责，为夫爱妻，为人尽诚”、“永别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这是常凯留下的最后两句话。
按照武汉市当前的防疫部署，大学同学杜子告诉新京报记者，“常凯可能不办理后事了”。杜子说，常凯的儿子因为在英国，没有被感染。
杜子希望，等疫情结束，老同学们为他办一场追思会。在老同学的记忆里，常凯似乎还在阳光下，骑着自行车，笑着回头招呼伙伴。
一生不离江城
常凯是武汉土著，生在长江边，长在江城里。无论读大学还是工作，他从未离开荆楚大地。
武汉大学的同学回忆，大学时，因为离家近，常凯不常住校。
常凯的作品，也离不开脚下的土地。
2012年，常凯以制片主任的身份，参与拍摄一支关于长江三峡的剧情片《我的渡口》，这支片子给杜子留下的印象最深。
93分种的剧情片《我的渡口》，摄制组将镜头，对准武陵山区深处一个古老的渡口。片子讲述了一个朴素、温暖的故事——渡口不远处一户田姓人家，为了遵守祖上的一个承诺，田家祖孙三代人，120年来“不收一文钱”，靠着一条木船，在大沙河边为村民摆渡。
这部剧情片参加了2013年第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在国内展映单元“中国新片”中，获得了一项提名。在2014年第十四届平壤国际电影节上，最终包揽了最佳导演奖、最佳男主角奖和最佳音乐奖三项大奖。
常凯曾用一段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文中称，除夕夜时，常凯一家原本在酒店预订了年夜宴，后取消，“在家掌勺，当晚与双亲、妻子欢聚一堂”。
变故不期而至。大年初一，常凯的父亲感染新冠肺炎，随后，母亲也患病，夫妻二人在病床前服侍多日，“无情冠状病毒也吞噬了爱妻和我的躯体”，辗转多家医院，却床位难觅。
好友、纪录片导演王久良留言说，“可见的，灾难就在周边，死亡也不遥远。”
记忆中的自行车越野赛
大年初一，同学朱麟辉曾跟常凯相互致电互拜新春，令他没想到的是，年味还留在嘴里，耳里却传来关于了常凯的噩耗。
在朱麟辉的记忆中，求学时的每天上午，大家会骑自行车到中华路码头乘轮渡过江，一上岸，总是来一场自行车“越野赛”。
十几公里的路，常凯总能甩朱麟辉一大截。毕业后，只要小聚，朱麟辉都会跟常凯提及他们之间的“越野赛”。
杜子属于常凯“联系比较多”的同学好友。杜子在北京开了个工作室，常凯前年来北京，还曾去工作室里坐过。
开朗、健谈，好打交道，是同学们对常凯的普遍评价。在杜子的记忆中，常凯“人帅还会穿”，“当时有一帮同学组队打篮球，他个儿高，也常去玩。”
“比较谋事”，则是杜子给常凯贴的标签。按当地说法，这指能有计划，能办成大事。
杜子跟常凯总相约出行，他们去过西双版纳、平遥、连州摄影节，也常交流对艺术、电影、摄影的看法。
常凯爱喝茶，“喝普洱的时候多些”，杜子说，他们曾在西双版纳一口气转了好几大座茶山，只为了能找到好喝爽口的茶叶。
常凯去世后，朱麟辉撰写了一篇悼文，他说，群山为墓卧冤魂，长歌当哭祭兄弟。
本文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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