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民族歌剧《彝红》在京演出

网易娱乐9月8日报道 大型民族歌剧《彝红》近日进京，在天桥艺术中心举行了演出，两场演出均获得了颇高的上座率。观众反映热烈，对其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红色题材，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特殊的喜爱。

《彝红》是一部民族歌剧，它的特点是以民族、民间、民俗为基础的。由于表现的是中国革命特殊时期，彝汉人民共同团结，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的壮举，故它真实的故事情节，带给了人们亲切而富有历史时代感的印象。

《彝红》讲述的是当年红军长征经过凉山，与当地彝族人民结下深厚战斗友情的故事：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凉山，彝族姑娘妮扎嫫在换童裙（成人礼）的当天从家中出逃，遇见了负伤的红军战士天红。天红与彝族青年拉铁真诚相待，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红军建立了一支地方少数民族红色武装，留下了一面见证“彝海结盟”的旗帜。顺利渡过凉山后，天红受命留在彝区开展革命工作。5年后，妮扎嫫为追求真爱而逃婚。而天红和拉铁则因相互传递消息而双双身亡。妮扎嫫在悬崖边遇到了携带旗帜躲避国民党追杀的果基夫人（小叶丹夫人），为掩护果基夫人逃脱，妮扎嫫死在了敌人的枪口下。果基夫人最后实现了丈夫对将军的承诺，1950年，她亲手将这面浸染着彝汉人民鲜血的旗帜，交到了解放大凉山的解放军手中……

对于这个真实性的故事，编剧李亭做了充分的调配与戏剧安排，以充满民俗性和浪漫色彩的“组合创作”，将天红、拉铁、妮扎嫫、阿嬷、果基夫人、伊沙果果、乌呷等角色进行了穿插性、跳跃性的安排。如此多线索，多层次的剧情结构，使得全剧人物形象鲜活可信，故事情节曲折交错，从总体和细节上，加强了歌剧的“戏剧”成分。

众所周知，一部歌剧的成功，剧本是最本质的，没有好的剧本，再好的音乐，再好的舞美都无济于事。歌剧剧本是全剧的戏剧基础，是构成情节与动力的元素，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彝红》的编剧李亭有着很好的戏剧感，她对人物的设置和剧情的发展，都有着符合逻辑的处理，对于整部剧的结构，她也有着新颖的创意，依照故事的发展，整部歌剧被分为上下两篇，这就使情节得到了更加紧凑的衔接。总而言之，李亭是一位优秀的戏剧家，她的剧本，可谓当今民族歌剧剧本中的优秀代表。

《彝红》的音乐创作始终本着一个原则，即民族性、抒情性、可听性的结合。作曲家刘党庆有着深厚的民族音乐积累和写作经验，他写的音乐基本上都处在民歌的基础上，声部也大多局限在高音区，如此这般，《彝红》的音乐就显得非常辽远、舒展、高亢。特别是妮扎嫫的唱段，舒展中夹带着委婉，甜美中浸透着润泽，给人们带来了质朴的感受和清丽的风格。

原生态唱法的大量运用，是《彝红》在音乐创作上的一大特点，这些原生态唱法，给人栩栩如生之感，情感的宣泄及内心的独白，都显得纯朴、有力、直白。剧中设立的吟唱者角色，其原生态唱、吼、念、做，都非常富有特色，而妮扎嫫、阿嬷、拉铁等人的原生态唱段，亦有着强烈的民俗之风。

重唱是歌剧作品中的重要类型，好的重唱能够加强人物性格的表现，突出情节发展的脉络，揭示角色的心理变化，同时也是使歌剧音乐立体化的具体手段。《彝红》中有不少重唱段落，例如女声三重唱（妮扎嫫、伊沙果果、乌呷），男生二重唱（天红、拉铁）等。这些重唱写得并不复杂，有些严格来说还不是真正的声部独立组合。但这些重唱在剧中却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尤其是女声三重唱的和声，原生态的感觉纯洁至极，和声音准非常和谐。

有人说，中国歌剧不应像西方歌剧那样搞宣叙调，要摒弃那些“洋腔洋调”的玩意儿，对此我不能同意。宣叙调是歌剧中的重要衔接部分，是语言音乐化的一种体现。如果中国歌剧都取消了宣叙调，岂不每部歌剧都成了歌曲联唱？这是一种将歌剧艺术浅薄化的观点。

然而《彝红》则不同，它是典型的“说唱式”的歌剧，其中代替宣叙调的是道白。但是，这种道白加唱的方式，对于民族歌剧来说恰好是合适的表现手段（国外也有加道白的民族歌剧）。因为民族歌剧，特别是少数民族歌剧，它们在音乐的表现和戏剧的展开上与传统的正歌剧截然不同，假若硬将西洋宣叙调和咏叹调强加给它，那写出的一定是一部失去民俗民风的怪作品。

对于现代舞台艺术来说，舞美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彝红》的舞美设计有想象、有“味道”，民族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手法的结合，使其具有丰富的色彩变化和立体感觉。舞台中央立起的道具大树所起的作用颇有灵性，它为妮扎嫫和天红的情感牵线搭桥，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植物“月老”。此外，台上各种石阶的设置也很合理，而妮扎嫫手中最后坠落的“雨伞”（之后天幕上打出的数十把黄色雨伞），则给人们带来了充满浪漫色彩的想象力。

《彝红》演员表演是令人满意的。据了解，此次来京的演员都是年轻的“生力军”，很多人甚至是第一次涉足歌剧表演，但却能唱、演得如此精彩，足以见得凉山地区歌舞团是多么有魄力，多么有决心，同时也见证了彝族地区“歌舞之乡”的美誉。

本次《彝红》进京演出，形式上的最大变化是采用了现场交响乐团演奏。凉山交响乐团是一支新军，但却有一个好指挥唐青石。这个乐团的表现令人吃惊，其水平完全不亚于高水平的地方乐团。他们当晚的演奏不温不火，不压唱，不喧宾夺主，给人们带来了经验颇丰的印象。

此外，这次的《彝红》，在舞台形式、舞台调度、舞蹈安排、音响控制方面都作了一定改变，比起在武汉歌剧节上的演出，各方面都细致清晰了许多，加上导演的精致处理，使全剧突显出了真正的歌剧规模与歌剧模式。

《彝红》是一部歌颂正能量的作品，它的政治作用、历史作用、艺术作用，都有着相当大的积极意义。如今，伟大的红军精神正在激励着我们的下一代，而彝汉结盟，民族团结的大旗，也需要我们的后人继续扛起。鉴于此，民族歌剧《彝红》就更加具有了教育性和引导性。在北京的两场演出，现场观众都深深感悟到了这一点。

对于《彝红》这样一部新创作的作品，我本人有着深刻的感触。这部戏与我有缘，记得在武汉歌剧节时，我作为文化部特约评论员参加，当时部里分派评论任务，《彝红》恰好就分给了我。正因为如此我才对它格外重视，后来写了专门的评论文章。此次再次动笔，实为对它有了新的感触和认识。

《彝红》是一部好作品，它有风格，有韵味，不随波逐流。美丽的《彝红》带给了人们新鲜的享受，它以实力入围了国家艺术基金2014年度首批资助名单，2016年度代表四川省参加第五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可喜可贺之后人们深感，这部民族歌剧是国内同类作品中的优秀楷模，它为中国的民族歌剧迎来了新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