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歌曲》。
网易娱乐12月4日报道 由中央电视台联手灿星制作共同打造的原创音乐类节目《中国好歌曲》拟定将于明年1月登陆中央。这档以鼓励原创力量、扶持有才华原创音乐人、推广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为目的的节目本身，也是原创的模式，因为此前国内外都无任何相同立意的节目出现，所以关于“好歌曲”节目模式的研发也是无迹可寻，正像导师刘欢所说“连石头都摸不到”。目前，节目组还未正式公布究竟以怎样的方式评选“好歌曲”，但从日前节目组在京举办的原创音乐研讨会上，“好歌曲”节目模式所面临的四大挑战已清晰显现，而有一些是当今乐坛亟需解决的顽疾。
一、标准——何为好歌曲？
究竟什么是“好歌曲”？在欣赏品味越来越私人化的今天，很难用一把尺子界定好听或不好听，好歌曲的标准见仁见智。在台湾著名音乐制作人黄国伦心中，好歌曲有“好、巧、妙”三种境界：“写得好，有东西，有基本词曲的动力和功底；写得巧，要动情，写到人的心中；写得妙，要能动心，写到人家灵魂共鸣，心弦震荡，是神来之笔。”虽说如此，能否从征集到的上千首原创作品中披沙拣金，找到有内容、有意义、有共鸣、有市场的歌曲来，对节目组所有人的音乐功力都是不小的考验。当然更要仰仗四位音乐导师的专业能力，这也是“好歌曲”必须邀请始终活跃在创作一线的最顶尖音乐人做导师的原因。
但是，对于一首完整地呈现给听众的优秀作品来讲，词和曲只是最基本的元素。创作词曲好比灵与肉，但是制作和编曲就像教育和包装。一首好歌曲，两个不同的编曲，一个可以把它毁掉，一个可以给它提升。对于节目组而言，如何在最初阶段，尽量排除编曲对歌曲本身的干扰也是很关键的一环。
对此，《中国好歌曲》音乐总监安栋明确表示，最初阶段会对创作者的编曲有所限制：“我们基本上是以五个乐手在台上伴奏，作为一个基本的编曲”，导师刘欢也介绍：“这五个人的小编，是以流行音乐的四大件（钢琴、吉他、贝斯、架子鼓）为基础。但是如果你特殊的话吉他贝司不要了，换成你的乐器也可以。总之，这是为了体现初期的公平性。”
观众也无需担心“命题式”编曲会限制音乐发挥的空间，因为伴奏编曲的限制只适用于最初阶段，随着节目进程的推进，导师和幕后的音乐团队都会帮助创作者对歌曲进行打磨锤炼。所以，观众可以在《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上，目睹一首好歌曲是怎样从最初的一两小节的旋律逐渐丰富完整为在音乐市场上听到的样子。
唱歌的人同样会对歌曲的呈现有所影响。多位著名的创作人及乐评人都向节目组提出，要对“好歌曲”和“好声音”有所区隔，不要太苛求唱功，只要求真诚地、有生命力地去表达原创的音乐作品。
二、出路——谁夸好裁缝？
写了很多年歌的捞仔回忆说：“我记得90年代，就是94那个时代，我获了好多最佳编曲奖。让我上台发言，我想我就是裁缝，给人家做了几身漂亮的衣服，没有人会夸裁缝好；但是如果没有好裁缝的话，那件衣服是不成立的。所以这个节目应该鼓励一下我们这样的裁缝。不是说我们有多聪明，而是要提高裁缝的积极性。”
人常说“要用作品说话”，但在音乐界这条常规却常常行不通，多数音乐创作者都曾面临过这样的窘境：歌火了，可观众还是不知道作者是谁，作者回家了，继续孤独地写歌。版权管理不善是内地音乐产业不振、唱片工业萎缩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削弱了优秀音乐人的创作动力，使他们不再创作。
为了尽最大努力保护版权、保护原作者，也出于公平起见，“好歌曲”将参与主体最终圈定为唱作人这一群体，所有人都在舞台上唱自己写的歌。导师刘欢从一开始便参与了“好歌曲”节目的构想和模式创作，他坦言，曾在选职业作曲家还是选唱作人两者之间纠结过，最终他选择了唱作人，因为他发现：“新时代的方式可能更多的是以唱作人的表现为主，就像大家看到台湾十几年前的新生代，周杰伦、陶喆，他们都是唱作人，所以好歌曲先从这个方向来探索”。而电视媒介的影响力又是巨大的，再加上国内主流的音乐网站都表示愿意为原创音乐作品提供优势的传播平台。有了互联网与电视的联动，相信“好歌曲”节目有能力为优秀的唱作人开垦出一片新天地。
三、原则——杜绝抄袭
既然挥动着“原创音乐”的大旗，《中国好歌曲》就不得不去直面一个各界艺术创作者都闻之色变的现象——抄袭。台湾著名音乐制作人黄国伦先生就直言不讳地向节目组献言，要在这档以推广原创为主旨的节目中，特别注意防止抄袭的现象发生。
“现在很多流行音乐有抄袭的影子。有些人抄得很巧妙——法律规定四小节抄才被告，但是他们只抄两小节。如果《中国好歌曲》推的一首歌被发现是抄袭，我觉得这对节目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这需要有一个团队帮你们过滤。我在台湾曾经写过乐评，专门写哪首歌抄哪首歌，所以我在台湾音乐界没有什么朋友。但是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有抄袭的话，会完全失去原创歌曲的神圣感。”
黄国伦的提醒得到了节目组的高度认同，事实上，导演团队在前期对原创作品的筛选过程中，就谨慎防范着有抄袭痕迹的作品混入。但是否在节目中设置专门的环节再次过滤，还在讨论当中。
四、调和——如何分配公众审美的权重？
音乐人觉得我曲高和寡了大家听不懂，部分媒体可以迎合用户的低端需求导致传播的东西没有质量，最后乐迷又抱怨听不到好的东西。如果这一怪圈确实成立，那么对于“好歌曲”节目而言，作为一个媒介平台，如何调和专业和大众的审美品位，是一道必须攻克的难题。在实际操作层面，问题便具化为：在有四位专业导师坐镇把关的前提下，观众意见何时及怎样介入从而影响结果？
虽然不可否认，大众口味和专业意见之间确实存在偏差，正如艺术的不完全等同于商业的，但观众的欣赏能力也不能被低估。《中国好声音》节目的成功更说明了，观众对优质内容的渴望达到了空前高涨的程度。
刘欢老师也认为，观众的理解能力不应该被低估，而“好歌曲”这一平台，更要试着去提升观众的认知：大众的口味是需要引领的，如果老将就低的，这个事就越来越低，最后就变成烂作了；如果从一开始就确定目的是把整体水平提高一点，包括媒体的推动方向，那么整个音乐产业、从创作到受众，都将有一个提升。
本着调和并提升的目的，《中国好歌曲》很可能的做法是：前期由专业导师掌舵引领价值，后期逐渐增加大众意见所占的评判比重，从而保证最终选出的好歌曲确实是老百姓喜欢的。“初期全部是导师说了算，前面要控制一下不要很烂的东西进来，导师的权利越往后越小。实际上这个盘子最后剩下十首歌的时候，基本上也都是大家认为比较好的；至于这十首歌里面谁是金曲，那由老百姓去评判。。”
而大众的意见通过何种方式介入？黄国伦的建议是“让下载量来决定老百姓喜不喜欢”。但这一块模式究竟怎样设定？节目组还未正式公布。
本文来源：网易娱乐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